周祝平：许多生育鼓励政策都是盲目的，应支持自由自主多样化生育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周祝平
- 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和现代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导致人们自愿少生。
- 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给个人和家庭生育决策造成很大压力。减少生育、扩大个人职业发展空间，成为人们防范离婚风险的理性选择。
- 提升生育水平比控制生育水平的难度要大得多。从实践上看，这些年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很有限。
- 一旦世界人口从井喷态势转为下降态势，任何生育鼓励政策都将难以逆转。
- 目前中国对生育行为的干预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没有科学结论之前，许多生育鼓励政策都是盲目的。
- 当下不应该仓促出台一些标新立异的生育鼓励政策，重点应该着眼于生育政策向个人和家庭决策回归。
生育政策话题是一个易于触动民众普遍情感的话题。近期有关鼓励生育的问题又惹人关注，笔者此文试图分析一下生育问题在现代社会的价值定位。先分析生育问题的四个维度，然后讨论生育政策的价值定位问题。
中国传统价值观关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可以先从个人、家庭、国家和世界四个维度对生育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维度，生育是个人行为，生育水平是每个社会成员在各自面临的特定约束下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结果。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点是个人的自由度提高。什么时候结婚？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生育几个孩子？在没有国家生育政策上限的条件下，都是个人自主选择。个人的生育意愿凝聚成家庭的生育计划、进而积累成社会的生育水平。在有国家强制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各种超生行为的存在，也说明个人的生育行为具有一定自主性。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是控制大部分人口的生育行为，特别是体制内人口的生育行为。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流动人口增加，计划生育政策对流动人口的生育行为控制力早已逐年减弱。因此可以说，近十几年来，中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更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和现代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导致人们自愿少生。根据CGSS 2015年调查数据结果分析，在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的情况下，中国人愿意生育3个孩子以上的比例只有16.6%。这说明多子多福的中国传统观念早已不再是主流文化。
第二个维度，生育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家庭是社会的枢纽，是生育和养育的基本场所。俗话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中国传统认为，夫妇是人伦之始，有夫妇然后才有父子。夫妇之道亡，则父子伦理无存，生育将很困难。如果婚姻家庭成为一个社会的困难问题，那么必然导致生育水平下降。比如离婚率上升，2017 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437.4 万对，比上年增长5.2%，离婚率为3.2‰，相比于2010年时的离婚率2.0‰，离婚率上升的速度是惊人的。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给个人和家庭生育决策造成很大压力。减少生育、扩大个人职业发展空间，成为人们防范离婚风险的理性选择。
第三个维度，生育水平的高低受国家政策影响。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如果以为生育问题可以像经济周期一样由国家来自由调节，恐怕就错了。政府可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但不可能直接参与生育活动。生育政策只能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生育行为起作用。生育行为带有强烈的私人性质。当人口增长过快时，国家要控制家庭的生育行为，只要政府部门的执行力足够强，就可以达到控制生育的目标。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只能相信“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特别是，提升生育水平比控制生育水平的难度要大得多。就比如放风筝，要把风筝拉下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没有风的情况下，要把风筝放上天却非常难。经济越发达，社会越现代，生育的“风”就越弱。此时要把生育的“风筝”放到天上去，谈何容易？！从实践上看，这些年许多发达国家或地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鼓励生育，但是效果很有限。
第四个维度，生育水平差异是国际人口失衡的根本原因。从生育惩罚到生育奖励，不仅意味着人口管理机制的变化，也是一种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对人口增长踩刹车到踩油门，从对人口爆炸的恐惧到对人口塌陷的担忧，不是一种个体主义的视角，而是立足国家民族本位的国际主义视角。在世界政府建立之前，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舞台的主角。民族国家的人口问题自然就不再是个人或家庭的生育决策问题，而是可能会上升到民族兴衰的政治层面。国际人口失衡早已引起政治学家的高度关注。亨廷顿（1996）在其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早已预见到非西方社会、伊斯兰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相互交织，将使西方文明面临移民人口压力和文明冲突。近年来的欧洲难民危机已经证明了亨廷顿的预言。在一国内部少子老龄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到底是收紧国家边界还是放宽国际移民，将成为21世纪发达国家最头疼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希望人口自由迁移，发达国家则变得日益保守，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逐渐挟持国内的政治经济议程。这是当今全球化的一大特色。
从生育行为考察的四个维度，我们可以看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生育问题很容易超越个人和家庭层面，进而上升到国家层面、甚至国际层面。也就是说，生育问题不仅是家事，而且是国事。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对生育行为进行干预。然而，要真正看清楚生育鼓励政策的定位，需要结合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性背景。
我们从图1可以看出，在人类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只有到了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人口才出现爆炸式增长。但是，人类人口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的迅猛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就象喷泉向上到顶之后必然掉头向下一样，人类人口正在从加速增长转变为减速增长。
实际上，人类已经超过人口增长的拐点期。如果从数据来说，拐点期在20世纪60、70年代（图2）。从那以后，世界人口增长率在波动中下降，从1971年的2.11%下降到2017年1.16%。人口增长态势的变化是全球生育政策转变基本背景。一旦世界人口从井喷态势转为下降态势，任何生育鼓励政策都将难以逆转。笔者曾经提出，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塌陷现象，是社会现代性演进的必然结果。
具体到目前中国而言，对生育行为的干预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干预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以实现更高生育水平为目标，那么，多高的生育水平是合意的呢？要回到2.1的更替水平吗？亦或是人口规划中的1.8呢？确定合理生育目标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人口本身为标准还是以经济为标准呢？在这些问题没有科学结论之前，许多生育鼓励政策都是盲目的。
退一步讲，即使社会对达到一定的生育水平目标有共识，社会为生育水平的提升到底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政策的激励作用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考虑政策的负面后果？比如延长产假，作为职业女性的生育福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究竟对提高生育水平有多大作用，是很可疑的。如果从女性就业的角度看，延长产假的规定也可能会加剧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反过来促使女性推迟结婚和生育。又比如，“生育基金”制度的建议不仅会遭遇普遍的政策合法性质疑，而且是对那些宁愿多工作、多创造、少生育的家庭是非常不公平的。到底是少生育、多工作的家庭对社会贡献大？还是多生育、少工作的家庭对社会的贡献大？生育奖金的发放者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生育奖励作为一种象征意义则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制度安排则不可。
在政策效果存在诸多不确定的情况下，政府该如何作为呢？笔者认为，目前不应该仓促出台一些标新立异的生育鼓励政策，重点应该着眼于生育政策向个人和家庭决策回归，这也是国际上family planning的本意。家庭究竟生育几个孩子是最优的？恐怕任何专家或智库都不可能比个人和家庭更清楚。个人的生育意愿与家庭生育行为比较容易融合一体。但是想要把个人和家庭的生育效用加总成为社会福利函数，并以此作为生育鼓励政策的依据，恐怕不切实际。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须在尊重个人生育自主权的条件下，完善生育技术支撑条件。比如预防和治疗不孕不育，让家庭的生育意愿得到满足。
提出一些耸人听闻的生育鼓励政策、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为这些政策进行科学论证却并不容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行为，已经是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行为的延伸，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市场比较优势不同，决定了生育行为的多样化。与其维持每个家庭生育的2孩上限，不如支持自由自主的多样化生育。（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