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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此时用MLF救低评级信用债意味着什么?

[摘要]中国要补一堂积极的危机应对和危机干预课。

腾讯财经《灼见》特约作者 陈志龙、南京大学特聘教授

又是7月,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时间之窗。

面对股债汇几个重要市场乌云压顶般的恐慌性下跌,管理层终于出手干预。市场各方充分认识到,救市首先要激活流动性,流动性是市场的血液,是维持信心的生命线。在市场极度需要流动性之际,中央银行向干涸的市场注入流动性,这是救命的甘霖。周四,市场传央行货币政策司窗口指导商业银行央行投资信用债券,在明确额度的同时,明确资金来源为额外给予的MLF(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

市场人士传出了具体的方案,本月可对一级交易商额外给予MLF资金用于支持贷款投放和信用债投资。具体要求如下:1.较月初报送贷款额度外的多增部分才给予1:1配mlf资金。并要求多增部分为普通贷款(票据和同业借款不鼓励),人总行会月末回头看。2.新增信用债投资,aa+及以上1:1配mlf,aa+以下1:2配资金,要求必须为产业类。

现代金融市场发育越成熟,金融体系的效率越高,风险传染和共振的概率越大,一个市场的风险会迅速向其它市场蔓延,可能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在信用整体收缩,坚定不移地降杠杆背景下,央行在一片紧缩中突然转向,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商业银行买低等级债券,这是十分少见的举动。今年以来,资本市场持续低迷,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市场已经出现速冻险情,连上市公司的发债都十分困难。东方园林10亿新债只是“捧场”式地发出去5000万可见一斑。信用债市场流动性近乎干涸,市场现金为王,没有人愿意借出钱,市场陷入没有买家的尴尬境地。鉴于债券市场体量巨大,10亿万亿的规模直接传导实体部门。在市场面临流动性困难的危情之下,通过央行之手注入资金,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从而全力避免可能的系统性风险,关乎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

市场人士认为这样的操作类似欧洲的LTRO(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这是欧洲央行在欧债危机期间创设的金融工具。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对于债务违约的恐慌,导致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整体的流动性枯竭,LTRO计划的推出,旨在鼓励商业银行去购买欧洲国家的国债和企业债,增加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流动性,进而保持金融全局的稳定。欧洲央行假设每家银行是知道自己辖区内什么债券是被错杀了的并不太烂的资产。以此为基础,LTRO的本质是低息借钱给商业银行,让银行系统在利益驱动下,主动去购买“高收益”的垃圾债券赚取利差。银行为了自身的利益,会认真区分哪些是假的“坏债”,从而部分恢复市场流动性。而对“真坏债”另外处理。垃圾债并不全是垃圾,商业银行自己必须瞪大眼去沙里淘金。LTRO方案实施后,欧洲银行系统借到钱后,购买垃圾债券的比率低于50%,大量的资本被用于套息。但针对垃圾债的放水是会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昨天午后国债收益率下跌、城投债交易活跃必然与之有关。

现代金融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金融危机史,同时也是监管手段不断完善,不断与市场博弈、修正市场失灵的历史。回顾20世纪以来出现的历次危机,基本遵循了同样的危机演进逻辑:金融创新快速发展中监管相对滞后,一些产品或者市场的监管缺失,一些风险文化激进的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率先破产,渐次引发金融危机,以实体经济的被动调整告终。虽然,每次危机都有独特的背景和演变过程,如果放在一个长周期中考察,可以发现一个“过度创新——金融危机——监管改革——金融创新——监管缺失——再危机”的逻辑循环。金融监管的篱笆墙越扎越紧,但不能保证不发生危机,监管松驰必定引发危机。

20世纪初,美国金融业投机盛行,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通过高息吸引资,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和信托资金投在高风险的服市和房地产上,经济严重泡沫化。周期性的金融恐慌在那时候是很常见的。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直接导致美联储的诞生,其目的就是完善并建立金融稳定机制。银行挤兑行为是极具传染性的。1929年,大萧条开始,美国金融体系几乎瘫痪,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九成的商业银行倒闭。艰难时刻,罗斯福总统上台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进一步完善联邦储备体系,防止危机时刻的恐慌蔓延,美联储必须要扛起“爆破筒”进场,危机时刻美联储被赋予提供无限量的信贷和流动性支持的权力,贴现窗口应运而生。“弹性货币”条款被认为是美联储的主要发明。它面对的是危机的系统效应,即金融市场失灵时,如果教条地迷信市场自动稳定机制,市场参与主体面临可能严重失血甚至倒闭的传染效应,市场流动性会被恐慌掏空吸干。在市场所有主体都不提供借贷时,央行要承担最后放款人角色,这就是极端状态和重大危机应对中的“压倒性原则”。否则,一座教堂失火可能把整个伦敦城陷入一片火海。

金融业是信用创造和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和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金融自身的逻辑决定了危机时刻完全靠市场机制纠偏代价太大。危机时刻的政府干预,既有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也是金融逻辑的内在要求。市场面临流动性枯竭时的雷霆救市,我们三年前就有过。2015年7月8 ,面对资本前所未有的异常波动,中国政府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国家救市行动。央行要求商业银行救市主力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无限量流动性支持,五家大型基金管理充当救市先头部队。首笔救市资金的规模达到2000亿元。紧接着,以证监会为枢纽的多部委协调救市行动升级。央行承诺向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充足再贷款的同时,承诺还将根据证金公司需求,继续通过多种方式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国资委要求各有关中央企业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支持中央企业增持股价偏离其价值的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努力维护上市公司股价稳定。

在此基础上,证金公司已向21家券商提供2600亿元信用额度,用于增持股票。中央汇金公司、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各大市场主体全面出击,主动承担责任,全力维护市场稳定。金融的本质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信心,在市场处在重大危机关头,市场的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这在非常时期对稳定市场、防范流动性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消减恐慌、恢复信心、稳定市场预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年过去了,遗憾的是,对那场暴力去杠杆的股灾的反思是不是充分,各方有没有从那场危机中吸取教训?无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监管改革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都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方面的代价是惨痛的。金融的本质是信用,而信用可立可破,充满不确定性。好的政策可以凝聚投资者信心,而不合时宜的错误政策可能会冲击市场信心。监管者首先是风险管理者,如同在“刀尖上舞蹈”,敏感政策拿捏的尺度、出台的时机、平衡的技巧和艺术都非常重要。

要看到,当前的经济金融问题具有极大的复杂性,既波及到对经济周期的调节,也波及到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部门或领域“自我革命”式调控。在经济仍然较为困难,金融体系十分脆弱的环境下,一些重大而敏感的政策在执行层面不同程度存在野蛮粗暴和矫枉过正的问题,防风险的拆雷、排雷变成引爆连环雷,加剧了市场恐慌和危机诱发。以防范风险的名义制造风险和引爆风险,这是非常麻烦的。金融市场的每一次危机都源于管理者的盲目自信、学术界理论上的无知、政策制定者的傲慢和参与者群体性动物精神的溃败。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当市场失灵,流动性黑洞出现,恐慌情绪无限蔓延,即使信奉市场教旨主义的美国,政府也会全力干预,对金融体系进行彻底检讨,必要时实施特殊管制。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临时关闭股市。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全力保证市场流动性,格林斯潘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直升机洒钱。”危机时刻,监管当局要求金融市场有更大的透明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必须全部在阳光下进行,谁在做空一目了然。监管当局用技术手段全球跟踪做空美国市场的每一笔交易,对过度投机的金融恐怖主义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临时暂停可能造成金融市场动荡的敏感品种,如股指期货交易。对趁火打劫、恶意做空者实施精准狙击,打爆为止。美国国会通过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对华尔街进行彻底改革。奥巴马发表电视讲话,象警告基地组织一样警告做空美国的金融恐怖主义势力:“一个自由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你们用来交易或者作为杠杆的每一分钱都是那些普通家庭用来购买住房、支付学费、储蓄养老的资金。华尔街发生的一切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整个经济……美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实际也是这样,无论是9.11式的恐怖主义危机还是次贷危机,最信奉自由市场的美国政府,以强大的国家意志和系统的反危机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排除各种法律和道义障碍,果断干预成功化解了那场百年一遇的大危机,其强大的危机修复能力表现了一个强大的、不可侵犯的金融体系的内在力量。

美国人的做法告诉世人,金融是工具,也是武器。金融权力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金融市场的安危关系到国家安危,主权国家必须牢牢掌握金融市场的主导权。美国学者在对比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危机时,认同美国式的果断干预。对于美国来说,决策稍有不慎就容易变成下一个日本,当年日本的决策者过分高估了他们对市场的预测能力和操控能力,他们犯下了非常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当政治家们凭借满满的信心大举借债,愚蠢地把金融系统弄得一团糟的时候,大型债务鱼雷正在全速挺进。过量债务会使经济决策系统瘫痪并严重限制其解决危机调整秩序的能力。”面对危机,有的人象火鸡,面临极端重大的灾难却茫然不知所措;有的人正好相反,他们等待着让别人大吃一惊的事件发生。聆听“历史深处的马蹄声”,美国人同时警告说,世界其它地方的决策者如果对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理解不足和缺乏远见,危机一旦爆发,将开启黑暗的“撒旦磨坊”。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没有经历过大的萧条,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极端性的危机事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危机的绝缘体。当前,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金融形势。世界上不会有两个国家的情况完全相同,历史上也不会有两次事件完全相同,如果只强调不同而无视共同规律的研究,我们可能会重蹈别人的覆辙。要深刻认识到,金融危机既然可以在美国日本这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内滋生并破灭,如果我们不能正确有效地应对,累积的问题也可以在未来某个时点上突然爆发,“危机之门”可能就此打开。改革开放的40年,我们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封闭型体制成功转向一个以市场制度为基础的举足轻重的开放的包容型经济体,创造了这个星球上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最丰裕的物质财富,但是在国家层面的积极的危机应对和干预上,我们还是要补上一课,要善于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金融具有极强的风险传染和巨大的负外部性,极端风险出现时,无法依靠市场机制使责任和损失“内部化”,只有政府强力介入才能避免风险外溢带来的危机。而在传导性、交叉性及关联性极强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宏观金融风险不再是个体风险的简单相加。而风险总是在最薄弱的环节引爆,并通过四通八达的复杂的管道式路径传导,原有体系中固定的杠杆机制能放大或者强化为种风险传导过程,有时出现惊人的“蝴蝶效应”,这就是金融风险传导的“放大器”和“加速器”原理。

中国是一个巨量经济体,由于市场的不成熟、投资者的不成熟、监管的不成熟,金融活动自身存在信息的高度不对称,金融交易主体也面临多重风险,而分散的个体风险会汇聚成国家风险。所以经济金融安全极端重要,监管者、决策者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金融安全,兹事体大,重大决策当慎之又慎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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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yunhang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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