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想把CEO当成婴儿对待 此法解决不了短期效益主义难题

[摘要]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也不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很简单，CEO的薪酬非常高。

腾讯财经讯 据BI报道，当地时间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联合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CEO）杰米·戴蒙，和伯克希尔哈撒韦（下称“伯克希尔”）CEO沃伦·巴菲特建议称，盈利预期应该被取消。两位亿万富翁给出的理由是，公布盈利预期会促使公司高管为了达到或超过华尔街的预期而过度关注短期利润。

7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巴菲特说：“我曾在20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任过职，其中并不包括伯克希尔，并且遇到过很多我认为其个人表现真的很棒的高管。如果他们娶了我的女儿，或者被指定为我的遗嘱执行人，或者成为我的邻居，我会非常高兴。但是，他们被提前设定好的盈利预期所诱惑。他们的自尊心在作祟。当他们发现自己达不到预期数字时，有时他们会编造虚假数字。”

对这些高管来说，这绝对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它也不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因很简单，CEO的薪酬非常高。

沃伦·巴菲特和杰米·戴蒙（右）

让我们讨论一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非常现实的短期效益主义问题，一种对于那些对透明性和良好公司管理感兴趣的股东来说更行得通的方式。

与取消透明性相比，我们奖励那些为公司做长远打算的CEO们，怎么样？我们告诉商学院的人，公司不仅仅是股东的，还是员工、客户和社区的，怎么样？我们改变他们的支付方式以激励长远思考，怎么样？

我们期望CEO们像管家一样做事，而非把他们当成是毫无自控能力的婴儿，怎么样？

巴菲特和戴蒙想要赶走诱惑，但是他们给出的提议并不能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真正且根深蒂固的短期效益主义问题。CEO们在商学院里学过如何为公司考虑，而这与他们认为重要的人以及他们根本不会考虑的人有关。

当务之急：如果你想让CEO们长远地思考问题，你就应该根据长期表现来分配股票期权奖励，同时把实打实的补性收入摆在明面。

一些实际的后果可能让摩根大通在最近一桩丑闻中不得不提高警惕，而这桩丑闻和盈利预期毫无关系。丑闻指的是，2012年的“伦敦鲸”交易丑闻。受丑闻所累，摩根大通亏损62亿美元。戴蒙受到了轻微的处罚。虽然没有实际结果，但是的确伤害了股东们的利益。

需要补充的是，我跑题了。

一个季度接一个季度地不屈不挠地想要超越盈利预期，只是“股东至上”这个更大问题的症状。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经济萧条和芝加哥一些极富想象力的经济学家，美国人开始告诉自己，对于公司来说最重要的便是股东们——基本上，只有股东们最重要。

1970年，全球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公司唯一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为“拥有”该公司的股东们增加利润。

这意味着，无论对于员工、社区或客户来说意味着什么，公司的股价都不得不保持涨势。

2016年，在接受Marketplace的采访时，《股东价值的迷思》一书的作者、康奈尔法学院教授林恩·斯图特说：“过去，公司的目的是创新、创建大学、修建铁路、设计无人驾驶汽车、研究商业空间运输。这些都是很大的长远项目，是公司应该做的。”

过去，公司这么做，并且认为他们应该这么做。上个世纪的前50年，两位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安道夫·贝利和哈佛法学院的莫里克·多德，曾在“公司是否应该股东而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贝利站在股东的一边，而多德则秉承一种更全面的观点。

1932年，多德曾说过，“商业公司”，是“一个拥有社会服务以及赚钱功能的经济机构”。换言之，多德认为，公司应该造福经济，为员工提供体面的工资和购买能力，并创造优质产品。这就是所谓的“管理主义观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种观点占上风。最终，贝利不得不甘拜下风。

如果高管们能按照这种理念来管理公司，并愿意把美国社会的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么他们就能在不牺牲透明性的前提下解决戴蒙和巴菲特所说的问题。如果股东们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那么你就会把钱花在创建客户基础或让员工健康和快乐的长远项目上。（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