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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美、法财长在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有关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时都提及了中国的去产能。美财长雅各布·卢认为,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员工十分重要。

当前的全球经济已经不是撒点钱,然后就“你想涨,想涨就能涨”的。

进入2015年后,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马力均有所减弱,这并非因为各国经济已完全复苏,而是长期过度承压的货币政策已近“黔驴技穷”。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流动性陷阱”似乎成了“通病”——无论如何释放流动性,都无法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提升通胀。

2016年第三次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7月23日、24日在成都举行,如何应对上述症结成为重要议题。24日公布的G20公报重申,要用尽一切工具,结合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G20财政及央行行长合影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4日表示,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益在下降,要实施更多增长友好型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此外,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应对低增长态势。发达经济体要继续提高劳动力市场弹性,促进投资和生产率增长;新兴经济体应增强经济韧性,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推进金融部门改革。

货币政策“颓势”显而易见

7月21日,欧洲央行召开自英国公投脱欧后的第一次货币政策会议。结果,欧洲央行选择按兵不动,维持三大主要利率、QE购债规模(每月800亿欧元)不变,这与英国央行的表态如出一辙。此前,全球央行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纷纷表示出扩大货币宽松的意图,眼下却纷纷选择观望。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也对降准等措施有所顾虑,M1(狭义货币)和M2(广义货币)数据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并在今年6月创下新高,这令中国企业的“流动性陷阱”备受关注。甚至有学者表示,降准及全年M2增长13%的必要性正在下降。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小,西方国家的财政空间也十分有限,相比之下,中国仍可动用财政空间来辅助结构性改革。

无独有偶,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近期表示,本轮经济下行压力的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供给结构失衡两大问题的叠加。应更重视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例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降低企业成本、扩大社会需求、改变供需两弱局面,并可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

盛松成认为,中国政府部门杠杆率整体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更有优势。截至2014年底,全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249655亿元,与当年 GDP的比为39.2%;中国企业税负较重,降税能迅速增加企业利润,有效推动企业生产积极性。2013年,中国企业的总税率为67.8%。

“经测算,可将我国的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2014年实际财政赤字占GDP的2.1%,2015年为3.5%,首次超过3%)。由此可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更好地支持供给侧改革,且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的偿债风险。”盛松成说。

美法财长谈结构性改革时都提及中国

楼继伟23日在G20会议上表示,实现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根本途径是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公平。

法国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米歇尔·萨潘24日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结构性改革是此次会议重点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实现世界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手段,G20国家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结构性改革,各国都不一样,不应该泛泛而谈,而是聚焦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产业,都应该有具体措施。比如,中国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比较有代表性。

他表示,结构性改革有一些优先的领域,比如贸易和投资、劳动力市场、基础设施、财政的可持续等。此次会议也通过了一套监测和评估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指标体系,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等。

对于具体的结构性改革,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G20会议期间回答第一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结构性改革的推行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困难,且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财政政策绝对不能取代结构性改革,“如果中国能够以财政空间辅助改革,例如中国的过剩产能问题,合理运用财政空间就能帮助过剩产能部门的失业、低技能员工度过过渡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货币政策已到极限 G20:结构性改革刻不容缓

雅各布·卢

其实,中国今年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成效显著。例如,此前国有企业挤占了大量资源,且大量债务得到政府刚性兑付。然而,新的大环境是,政府希望打破刚兑现状,鼓励通过市场化处理债务问题。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国内债券市场今年上半年发生42起债券违约事件,其中8只债券由担保人代偿。此外,还有29只债券发出兑付风险警示。一系列数据远超2015年全年。

G20会议期间,当被问及“中央财政将对化解国有企业风险发挥什么作用”时,楼继伟幽默地用英语回应称,“help but not bailout!”(中文意为“援助但不兜底”)

“至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何时参与,当出现系统性风险,将对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时候,公共财政不得不介入,”楼继伟强调,“这是纳税人的钱,要评估这给纳税人的损失,不轻易进行财政干预。”

楼继伟同时表示:“政府不能不作为,而作为就是预防,即宏观审慎监管。就重大金融风险而言,尤其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这会对国家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这时宏观审慎管理就要及早防范。”

税制改革创新也被寄予厚望

除了合理运用财政空间,税收也是全球经济规则协调的重要内容。在各国期望从结构性改革的根源上探寻经济复苏的出路时,税制改革也被寄予了厚望。

楼继伟23日表示,税收是全球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古利亚(Angel Gurria)也认为,税收政策是G20结构性改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税收政策能够推动劳动参与率,提高对劳动力的投资,推动平衡区域的差异和国内的差异。

此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举办了税收高级别研讨会。多国财长都表示,公平高效的国际税收体系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表示,当前双向资本、人力、服务、贸易流动越来越频繁,稳定的税收制度,无疑能产生更广泛的双向互动,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

雅各布·卢则表示,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中,特别希望税收政策发挥辅助作用,这就需要对税制进行革新。“应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而不只是看短期效应,要打破国家之间的税收‘壁垒’,这需要通过G20合作机制,去引领税收改革,更好推动和加强对竞争性刺激的影响。”他说。

新加坡副总理、财政部长尚达曼建议降低收入税,“甚至可以尝试对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贫困人口征收一种特殊所得税,即负所得税,因为税率与其实际收入密切相关,可以激发其劳动积极性。”

对于尚达曼的建议,唯一在研讨会上发言的中国学者——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表示,一些国家尝试的负税率是把所得税和社会福利补助制度结合,对于那些实际收入低于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家庭或个人,按一定比例付给所得税。具体到四川,他的团队主导的“劳动收入奖励计划”,在提升就业率、增加家庭劳动性收入、提升家庭消费等方面效果不错。

甘犁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税收政策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手段,实施小微企业税收优惠对于增加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数据显示,在中国小微企业对GDP贡献度约为30%,提供了2.37亿个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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