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自我审判:论背景我也是红二代 但没靠这个

王石自我审判:论背景我也是红二代 但没靠这个

  王石(微博)

  本刊记者/刘炎迅 丁尘馨

  王石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没有花纹,简简单单。助手拿来几瓶矿泉水,他立即说,换玻璃杯吧,那样更环保一些。他反复要求助手调整他身后落地窗的窗帘的开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强,干扰他说话。

  采访中,他试图掌握主动,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赞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叙述或者反思。

  王石说,他的自我省思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之前,他是另一个王石。

  在三年内,他比自己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计划,2007年万科更是销售业绩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无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两次“失言”,把飘在云端的王石瞬间“归零”,那之后,57年的人生才进入了一个向内思考的阶段。

  2011年开始的出国游学,为这个内省的视角增加了另一个旁观自己和中国企业的维度。游学3年、一本《大道当然》,仍不足以道尽这几年来他对自己细细的审视。

  4月12日,在万科的大楼里,王石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先把他的光环去掉,带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对他和企业的自我成长,才更有意义。”

  你狗屁都不是

  (一)

  黄仁宇的那本《万历十五年》,是王石最喜欢的读物之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提及此书,颇有感慨。

  2014年4月12日这天上午,北京东三环,在万科大都市27楼一套暗黑系装修风格的样板间里,王石提及万历往事,唏嘘之余,不过是在铺垫另一个年份。那是2008年,对王石来说,这或许可以称为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个“最危险的时刻”。

  这一年,王石和他的万科,已经走过24个年头,一路也有坎坷,但走得总体很顺。也算是见过风浪之人,对自己驾驭风浪的能力,很自信。

  但王石想不到的是,这一年随后的麻烦,让他差一点翻船,他也开始对自己的“应对能力”和“心理适应力”,重新“审判”。

  首当其冲的是“捐款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震动全国。刚刚成立的万科企业公民办公室紧急向灾区捐款200万元人民币。

  晚上9点36分,王石在自己的博客上回答网友提问。

  5月14日,有网友跑到王石博客里质疑:“你也太虚伪了,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在各界纷纷解囊的情况下,仍一毛不拔,还谈什么社会责任?”在众多网友看来,万科此前捐出去的200万,对于这家首屈一指的房地产大佬级企业而言,依旧被视为“一毛不拔”。

  王石立即回复:“不放高音喇叭也可以做慈善。”

  5月15日凌晨,王石熬夜回复:“不少帖子列出捐款超过1000万的企业名单,呼吁万科再多捐点,”“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合适的数额。”他还说,万科内部还规定,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

  王石显然误判了当时的局势,一天之内,“王石成了十恶不赦的吝啬小人”,“虽然登上珠峰,但是你的高度还没有坟头高”,作为一个资深网民,王石这时感到,这是“万科史上最大一次舆论危机”。

  网民攻击名人,我已经很熟悉了,比方说余秋雨啊,比如其他人,其他人或许说我不上网了,但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不对的。不能封闭自己。

  (富人,很容易成为仇富者的反击对象,)这个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关键是你反什么东西……当时有人恨不得把你打死,这个就已经不是语言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而且当时关于捐款的问题有人已经开始围攻一些跨国公司、实体的(公司),已经有实际的暴力了。你可以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变得(越来越躁动和不理性)……真正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对我捐款的帖子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这里主要是80后,这让我非常非常沮丧。我发现这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阻力不是来源于权力机构,不是来源于老一辈,而是来源于年轻人。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个帖子,我到底说了什么?你们这样直接骂祖宗八代。其中最典型的一句就是:你虽然登上了珠峰,但你登上的是物理高度,你的道德高度还没有坟头高——这是年轻人说的啊。

  (二)

  王石2008年的危险时刻,除了“捐款门”,还交织着“拐点论”引发的麻烦震荡,这个麻烦,从2007年底就开始发酵了。

  200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正是从那十年前,时任总理朱镕基大刀阔斧全面启动了中国商品房住宅市场,作为刺激国内投资消费的主要手段。这之后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破裂、美国经济衰退、“非典”等事件,这些不利因素,都没有阻挡中国住宅市场的迅猛发展。房价也一路疯长。

  万科也在疯狂生长,这一年,根据万科公开的年报,“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面积合计613.7万平方米,销售金额合计523.6亿元。”相比三年前,翻了5.7倍。

  这看起来是王石最好的年份。此时,时任战略和投资管理部总经理的刘荣先,经过市场调研,交给王石一组数据:“深圳、上海、北京、成都、武汉等大城市都出现了市场开始下行的明显信号,成交量环比下滑20%-30%……结论:全局式市场调整不可避免。”

  12月,王石对外宣布,万科不拿“地王”,管理层也调整了开工计划:全集团将2008年的计划开工调低近20%,不久,再次压低23%,同时,万科开始调价,最开始的一个楼盘,是广州万科金色康苑项目,每平米均价比周边楼盘低3000-4000元。

  4天后,王石参加清华大学“中英低收入人群住房解决方案比较研究的活动”,有记者问:“楼市拐点是否出现了?”

  王石说:“我认可你关于‘拐点论’的说法。”此言一出,触动很多人的蛋糕,一时舆论哗然。地产圈内的反弹最明显,很多开发商大骂王石“胡说八道”。

  另一层压力,来自各地政府。2008年5月,某城市召集开发商开会,没有请万科。王石知道,会议的内容不过8个字可以概括:不许降价,远离万科。同时,在几个重点城市,政府派出调查组,进驻万科查税、查账。

  在杭州,因为降价,已经买了万科房子的业主,冲砸售楼处。

  “拐点论”一出,我已经感觉到公司的生存危机了。我们是房地产开发商,一讲到降价,在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城市已经开始有人在砸万科的售楼处了,我们感觉到要出事,就通知了有关部门,有关部门派了特警去,但特警站在旁边袖手旁观……很明显这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态度。

  你想这是个法治社会,法制是基本的底线,有人在破坏公共秩序,他却站在旁边不干涉。当时万科全部楼盘都被砸成这样,这公司还怎么做?

  我感到这样下去会出现大问题的。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地方政府对你公司的表态而已:之前地方政府要谈房地产行政问题,召集房地产商来座谈,一定是请万科去的,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开会,排除万科,而且是明确地讲,就是要远离万科。你公司的这个业务本来就是千丝万缕跟政府有关系的,你说如果地方政府是这样的态度,这样公司还怎么生存?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你,当然不是每个政府,你的担心是,它会蔓延。因为地方的利益非常明确,那时候大家都不希望降价,你降价了!往后咱可怎么干啊。

  包括同行,同行也都不喜欢降价,可万科降价了,要么你要降你就悄悄降吧,你还说我,作为大哥你怎么把我们抛弃了你跑了。很多的同行中非常要好的朋友、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在公开场合已经是公开指责,说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万科怎么样。这件事让我感到非常意外。

  万科一直是行业里的领跑者,一直属于各个方面都是走在前面的,可你这时候非常不被认可了,还有一种无形的被孤立。这是我从来没感到过的,孤立、无助……但是这个还不让我觉得沮丧。

  那一年,南京市政府又给万科开了四千万罚款单,为什么,因为降价。这就是物价局开的。我们一般认为你物价局更应该管的是哄抬物价啊,但物价局说你降价是为了垄断。这就是万科当时的地位。

  这就是那一年,你原来自认为在社会上的位置,你公司的位置,整个荡然无存。那年之前,我很自信,公司过了500亿,爬山完成了七大洲。但是到了那年底,就是重新审视,就觉得这个情绪是到了非常戏剧性的(时刻)。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情绪。我没有隐瞒,也非常明确抱着准备辞职的心态。而且我也知道,一旦辞职,我唯一的保护伞就没有了!

  当时还交织着“拐点论”,地方政府会保护你么?你的同行会保护你么?一旦你辞职了,你所在的公司(会保护你吗?)因为你的言论已经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影响了公司的整体形象,公司就是想保护你,可公司还自身难保呢。

  我很清楚,一旦辞职,我的社会位置也是非常岌岌可危。

  什么事儿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你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此。

  (三)

  2008年,关于万科的谣言时有泛起,有的风传万科资金链断裂,有的说万科向银行申请30亿贷款遭拒,还有些网络帖子直接说“万科破产”“负债110亿元资产,多处财产被银行查封,各地已经低价放盘”。

  5月15日,网络上的爆烈情绪继续蔓延,包括麦当劳可口可乐在内的诸多跨国公司,也遭到谩骂,与万科一样,它们也被认为捐的太少,“这么吝啬?”甚至开始有人发起号召,去砸店,让这些“铁公鸡”企业统统滚出中国。

  王石看到这些消息,十分悲观,甚至“做好了可能被乱棍打死的心理准备”。

  已经有很多朋友劝我,你这时候就避一避吧,我说“我避什么避?那就是宿命”。

  那年刚好公司安排专门的人跟我三年拍纪录片,从2007年一直跟到2010年。我记得很清楚,在北川回来的路上,摄影师忽然对我说,“你要不要对网民,做个道歉?”我即刻反驳,“我道什么歉?我没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而第二天,凤凰卫视正好对我有一个采访,采访当中,没有任何的预示下,主持人突然说,“哎,王总,如果有个机会让你向观众道歉,你介不介意?”我一愣,但马上跟他说,“我不介意”。当时的情况下,张口就说出来了,就是“无条件道歉”。

  这很戏剧性。就在一念之间,昨天还是很情绪化地说,根本不考虑道歉,怎么今天就又道歉了呢?因为我感到了凤凰卫视的诚意,非常明确。他就希望你讲出来,换句话说,他在替你做公关,你感受到了那种诚意。

  你看看我是怎么道歉的:我说,第一个来讲,因为我的言行纷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影响了抗震救灾,所以我道歉……我做了几个道歉,但是完全没有就这个帖子道歉。到现在,我对这个帖子也没有道过歉。

  捐款门后,王石依然频繁上网,但公司对他的博客、微博设置了看守系统,避免他的不慎言论,再次影响万科形象。比如那一年,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翻阅蒋介石日记,看完后心有所感,就在网上发表了对蒋介石的评价,原本想一评、二评、三评,结果一评刚发送出去,就被公司相关同事删除了。

  2008年年底,王石公开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三个感谢”,他第一个要感谢的,是那些骂他的网民,“给我归零,让我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了这个社会。”第二个感谢,就是那四千万的罚款单,“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认识现在这个社会,如何来面对政府的政策,面对消费者的情绪。”第三个感谢,是拐点论风波,“让我们万科经历了一次非常好的考验,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走。”

  经历这些之后,2008年对万科的意义是什么呢?总结来讲,第一,从公共关系来说,这一次紧急公共关系的处理,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你不是个独立知识分子,要去坚持自己的观点,否定了自己的观点就没有了存在价值,不是的,你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你的言论可能影响到股价,可能影响到销售,可能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种情况就必须要紧急公关来处理。显然当时你没太在意,觉得它就是个言论,等意识到的时候再来采取措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作为一个董事长,这事儿不可以随心所欲,因为它可能是颠覆性的。

  对我自己呢,是一次重新审视。重新审视了自己,你会发现,你可能因为一句话就狗屁不是了。

  这些事刚开始时你的情绪是失落的,但反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发现,是不是自己太自以为是了?你是不是太自信了?是不是太觉得因为你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反而也许在这个道德里面你是最低的?

  当你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它是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反而会从传统文化去反思:我们的民族根基到底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样你就更知道,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个民族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你自己是被启蒙的,所以你得更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角色,而不是要扮演那个一呼百应的人。因为不但你没有一呼百应,反而你成了被一呼百应的对象。你要更多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

  就是在2009年,我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的邀请,开始在香港科技大学商业院讲课。那之后也逐步减少了在大学或是论坛上的公开讲演,而更多是先来完善自己,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和理论的提高。

  更多地去和学生交流,去重视下一代。这种交流不是你一个公开讲演完了就走了,更多是你要重新反思自己、认识自己,同时和下一代和学生进行交流,挑战自己——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不但一言一行仍要坚持,更重要的是要讲策略,策略地做你认为对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所做的别人不理解,你却硬要往上面凑,那叫鲁莽。对于年轻人,要更有耐心:为什么他不理解你呢?为什么不但不理解你还要反对你呢?除了你公共关系失败之外,你还要知道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你要意识到,并从另外的角度进行反思。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平均主义,而平均主义的背后就是同情弱者原则。从这个角度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就理解了现在的一些社会现象:你万科,你王石,是弱者呢还是强着呢?很简单,你是强者,但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的地位那就是你的问题。比如说从利益冲突来看政府关系,在消费者砸你售楼处的时候,谁是强者谁是弱者,当然你是强者了,消费者是弱者。

  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试图梳理,那中国的传统里,中国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企业精神就是同情弱者,“情理情理”,“情”是在前面的。所以我回去看以前看的书,人家书里讲得很清楚了。

  这其实是个文化的问题,而你却钻牛角尖把它钻成了政治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你就很容易理解了,就豁然开朗了。你会觉得,首先还是修炼不够啊,要学习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就去西方学习了。

  所以,这样大背景下的2008年,对我个人、对万科都非常的关键。真是悟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原来很多情况下我洁身自好,比如不行贿,可你发现光洁身自好是不行的,因为你王石的言行,你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要大;万科对行业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必须要有社会担当,你要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顾忌,更多感到一份责任,得有点担当。你必须和这个社会、和这个时代共进退,而不是你跟别人讲我就是这样,就是洁身自好,你们企业这样做,我不这样做。

  如果说我和一般企业家有什么不同的,那就是我有自省能力。

  我越发觉得,中国目前这个转型期更多不是需要勇气,不是需要什么新的见解,不是需要更多新观点,而是更多的需要智慧。

  王石穿着一套深蓝色的西服,白色的衬衫,没有花纹,简简单单。助手拿来几瓶矿泉水,他立即说,换玻璃杯吧,那样更环保一些。他反复要求助手调整他身后落地窗的窗帘的开合位置,避免窗外的光太强,干扰他说话。

  采访中,他试图掌握主动,无论是面对质疑,还是赞美,他都按照自己的逻辑,展开叙述或者反思。

  王石说,他的自我省思是从2008年开始的。这之前,他是另一个王石。

  在三年内,他比自己的计划提前完成了攀登七大洲最高峰的计划,2007年万科更是销售业绩大幅翻番,王石享受着名和利皆无比得意的人生境界。2008年两次“失言”,把飘在云端的王石瞬间“归零”,那之后,57年的人生才进入了一个向内思考的阶段。

  2011年开始的出国游学,为这个内省的视角增加了另一个旁观自己和中国企业的维度。游学3年、一本《大道当然》,仍不足以道尽这几年来他对自己细细的审视。

  4月12日,在万科的大楼里,王石主动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出,“先把他的光环去掉,带有批判性的反思成功人士,对他和企业的自我成长,才更有意义。”

  2011年1月,王石入学哈佛。供图/万科

  我到底要什么?

  (四)

  3月30日,晚7点,王石和冯仑坐在北大东门附近的英杰报告馆,与周其仁教授一起,对谈。

  周其仁教授是个名人,早年游学美国,一肚子学问,说话还幽默,是个可爱的老顽童。他当着王石和冯仑的面,对着台下近千名观众这样说:“今天来听王石讲座的都是很正确的。你得看看这个人,他讲什么不重要,他不讲也可以,因为他的故事摆在这里。你见精神能量大的企业家,你靠近他会受到感染会受到鼓舞。”

  今年3月,王石推出第二本自传《大道当然(2000-2013)》,记录着他过去13年里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很多年轻人追捧此书。能容纳近千人的会馆,客满,两侧过道也站满了人,一些人拿着王石和冯仑的书,跃跃欲试。

  十年前,王石出过一本自传,记录自己与万科的最初20年,该书定名为《道路与梦想》,显然受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经典之作《光荣与梦想》的影响。

  在《道路与梦想》里,能看到文艺青年王石的影子,他在描写1978年初到深圳的情景,很有画面感:“施工空闲去了一趟沙头角:一条弯曲的石板窄街,路中间一块界碑,冷冷清清。界碑不能越过,内地一侧仅有的两间店铺摆放着极普通的日用杂货。”

  从1988年万科改造成股份公司,王石一直是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48岁的王石,终于决定,辞去总经理一职。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王石深思熟虑的决定。

  20世纪80年代创立企业时,我的目标很明确:建立一间新型公司……对于如何开拓业务和建立新型企业制度,我的大脑每天都充满了想法和激情,公司的管理层跟不上我的思路,但另一方面我又时时感到自己半路出家的压力。毕竟没有受过工商管理的专业训练,我一直很想有深造的机会。当时没什么危机感,毕竟80年代下海经商一族的文化层面都不高。“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但到了1992年之后,经商下海一族的文化层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刊注: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巡”讲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微博)、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92派企业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权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市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开始有危机感——脑中的想法越来越少,更有甚者,到了1998年,构思的周期要长达半年时间。怎么了?我不得不反省自己。

  吴晓波(微博)(微博)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病人”王石》,他看到王石在博客上引用了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当时吴晓波并不能真正理解,王石为何会有如此“疾病的忧虑”。后来到了2010年,王石才首次透露,“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的心肌功能严重有问题,腰椎还有个血管瘤,压迫左腿神经,晚上痛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医生说他随时可能瘫痪。

  但病人王石在辞去总经理的最初日子里,“作为一个习惯了强势,又愿意亲力亲为的人,免不了有伸手去指挥一把的冲动,如果继续在公司待着,肯定会没事找事。”

  他选择了疏远自己和管理层的距离,离开公司,去游历西藏,登山探险。而登山者王石,其实早在1998年就诞生了,不过从此时起,他登山之旅更为频繁了。

  (登山和生病)是有关系的,想着赶快去趟西藏,一旦瘫痪,你坐轮椅就不方便了。偶然之余,也有内在的逻辑驱使,“现代企业不是靠人,而是靠智慧,靠团队”,你不会放手了就还在那儿坐着,不会的。

  其实因为登山它太显性,登珠峰呢它太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最好的成绩,其实是飞滑翔伞,我2000年创造的滑翔攀高纪录,现在还没人破呢,喜欢探索,喜欢冒险,不仅仅是登山,还有滑雪,还赛艇,还帆船……

  我受了很致命的伤,一个是滑雪,一个是滑翔伞,登山来讲那都……除了那书里描写的,瞬间的很危险之外,都克服过去了。

  这从心理学上来讲呢,谁都无法否认,谁都有自卑的一面,当然我也有。

  男孩子自小都期望有强健体魄,我的自卑也恰在于此,体现在两点,一是我个子不高,二是我体育不好,虽然我很爱运动。比如说喜欢踢足球,我踢足球踢到45岁才不踢了。我是左撇子。踢左边锋。但是我踢的这个水平呢,是中学校队……板凳队员。整个我的印象中,在中学时期我就只进过一个球。因为你是板凳队员你没有机会的,上场时间太少,你本身水平也就那样的。而且进的那个球还是偶然,就是正好是打比赛的时候那个对方比较弱,踢左边锋的那个主力队员又迟到了,只好就让我上,上了还蒙进一个球。糊里糊涂,就是在那个门前的混战当中,球跑到我这儿来,我就把它踢进去了。这个球是这样进的。所以主力队员一来即刻就把我替代下去了。

  我还喜欢打排球,我是二传,因为个子低。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虽然我的体型啊,反应能力都不行。但是组织能力还行,因为二传是核心。

  篮球根本就没打。跑中长跑,介乎于长跑的耐力和短跑的爆发力之间,最辛苦,但我的成绩最多也就代表班队。

  处于那个状态,就是特别憋屈的那种……所以在学校的那些体育运动的尖子,我很羡慕。当然后来在体育运动方面就特别要表现一下自己(笑)。所以登山啊滑雪啊,真的是非常自我,当然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自卑的心态,当然有,那毫无疑问的。

  我感觉我的生活在做加法,而不是减法。

  你去登山探险,丰富了生活,显得你与众不同,甚至实现你儿时的一种梦想,到野外去探险,去实现个人自我的价值,去和大自然亲近。从这点来讲,这是个人自我的一种表现,非常非常自我,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2002年,北大山鹰社五名队员,在攀登海拔4950米的希夏邦马峰时,遭遇雪崩遇难。引发了社会对登山价值的讨论,而王石坚定的选择了站在山鹰社这一边。

  如果说探险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积极意义?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到了现代社会,已经是很缺乏探险精神了。比如去登山,2002年北大山鹰社年轻人遇雪崩死亡的事之后,社会不理解他们,90%的帖子都是谴责的,完全把这当成非常负面的东西,说你们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无论哪方面你们做的都是错的。这不但不是探险精神,都成了一种实用主义——你做这个事情是没用的。而我个人的英雄主义,如果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话,就是让大家不要太实用主义。人要有一点对自我的不满足,对未来的好奇,这个行为多少是有点正面意义的。

  但这个意义,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副产品,而不是说我为了这个。

  (五)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邀请王石去给EMBA学员上课,前来邀请的商学院副院长陈慧珠女士说:“你个人的经历和万科的经营之道是很好的案例。”

  这时的王石,经常在各地论坛讲演,分享万科故事和自己的商业经验,讲多了,自己突然很想正经找所大学,做个商学院老师。这次陈慧珠邀请,一拍即合。

  但教了两个班的课,王石渐渐感到,“仅凭企业家的个人魅力来掩饰学识不足,是对自己、对学生、对学校的不负责任,”于是有了“百战归来再读书”的念头。

  很快就有了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的机会,7月,王石在香港会见了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凯博文教授、助理主任米尔先生。交谈中,万科的经营理念,尤其是“不行贿”是经营底线的理念,得到凯博文的认可:“哈佛欢迎你,来吧!”

  早在2003年,他去云南弥勒参加一次企业家论坛,探讨企业伦理,他在发言中说,万科诚信守法,绝不行贿。

  但与会的一位民营企业家很坦率地说:“王石先生不行贿,我佩服,但那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不行贿,一事无成,比如说我自己就行贿。”话说完,台下掌声一片。

  你当然是想拿好地,可是拿不到。事后你可以解释说人家拿到地就是行贿,可在我这儿,你拿不到,不能说是因为你没行贿,有可能就是没本事拿不到。

  我记得有一次和一位老总在一块,他年纪比我小,他说大哥,你看,我这(地)做不完,你来挑一个!我知道他当时就是一种显摆,但我是感到耻辱的。我没有反思是不是我拿地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很明显觉得,无论从智商上、能力上、精神上,你远不如我,但反而在我面前那么趾高气扬。我感到受了侮辱。仅此而已。

  我没有考虑,是不是要把我的方法改一改,因为这些是你本身骨子里的东西,你坚持你认为对的去做。事后总结,说就因为你不行贿,别人都不相信,当时,我不认为不行贿是我独有的,我以为大家都是这样。

  一些商业非常成熟的发达国家也会有行贿,但这不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更不能成为一种堂皇而之的东西。这是让我感到非常非常诧异。当时一些开发商和政府官员,直接称兄道弟,吃饭吃鲍鱼那种,我都懒于应付这种,我超级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让我干这个然后我拿了一块地,我不屑于做这个。我宁肯栽在买地上。那咱之后比产品、比专业,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成功了。

  要说家庭背景,我父亲是红军,我也是红二代啊,我(当时)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但我要是真靠这个背景做,我有今天么?

  一旦你确定了要做企业家,显然就会把日本战后的索尼松下、丰田,这些企业的成功作为标杆。不仅仅是你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提供好的服务,也对这个社会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起到一种积极的引导作用,这就是我的理想主义。

  作为万科,虽然偶然成为了中国最大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我心中的那种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而且还是在打基础阶段。

  (六)

  哈佛学生王石,最初最耗精力的不是白天听课,也不是周末考试,而是晚饭后的公寓作业。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的暖气不足,王石写作业前,先烧好开水,泡壶咖啡,暖身提神。

  为了弄懂英文课堂笔记,王同学不免经常熬个通宵,次日一早,洗把冷水脸,热一杯牛奶,两片烤面包,半个西柚,三分钟早餐,背上书包,去上课。

  在很多人看来,王石这是何苦?放弃舒适的董事长生活,开始寒窗苦读,生活上做着减法,但王石看重的,是精神上做了加法。王石说:“对我来讲,恰好是我成功了,我有时间,我有机会,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恰好是倒过来的,而不是说是因为我不成功,我搏一下。”

  留学梦,到了60岁才真正开始。去学校学习,完全是因为我知识不够,尤其是现代企业方面。因为你到了学校去当老师讲课,讲的是现代企业制度,而它的逻辑就是西方的,对你来讲需要把案例从管理学的逻辑上好好梳理一下,所以首先你不是去当老师,而是要先去当学生,去学习。

  管理是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你了解吗?刚才说的那个方法是如何去做的——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需要从更深的一个层次哲学、宗教,从文化的层面去理解。

  因为我没有这个学历,这是我要补课的。我到哈佛选的一半以上都是大一、大二的课程,而真正到了三年级、四年级才是去学如何去做的问题。

  我比较擅长的是反思、反省,我的反省能力是足够的。他们说功成名就就够了,我会说什么叫功成名就?到底功成名就的标准是什么?你反省会发现,是这个大时代造就了你,你是比较有运气而已,但你真的与你的地位相称么?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已经是国际化了,国际化未必你一定是业务做到国际上,中国已经是全球的一部分了,免不了你的思维方式、交流、也一定得是国际的,可如果你不能直接用语言去沟通,与对方互相了解,这个效率就是大打折扣的。李嘉诚不懂英语,人家也在全世界投资非常成功。可我的逻辑来看,就觉得这个很不爽,我就会很想改变,就要过语言关。

  第二点,你到西方学习,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实际上你发现语言的能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你的记忆力怎么样是一回事,但你真的试图用他的语言来了解他的文化,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王石经历很多,有趣的比如校园集体裸奔,危险的比如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而现在回忆起来,他似乎对另一件事儿更津津乐道——“占领华尔街”。

  整个运动到最后发现,美国是讲民主,但是他公权就是公权,讲民主绝对不是你看着的自由,最后官方怎么来清除华尔街1%占领行动?我只要到纽约都到那儿去看看,因为我对这个感兴趣。最后以公共卫生为由,一夜之间全清光,清光了怎么办?

  清光之后我又去了,还是那个三角地,当然还是公共的,你不能说一封闭谁都不准去,他不是就禁止了,他用临时的围栅栏,围的跟迷宫似的,你想进去很不好进去。拐来拐去,像个八卦图,但是没有不让你进。

  你带标语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带帐篷、睡袋和扩音器。此外,不准商业运营,商业运营什么?很多人得吃喝,吃喝还不准送,比如说志愿送,你不能一罐可乐一罐可乐的送吧,你总是一箱一箱送,成箱送不行,这有商业经营嫌疑。

  我就发现西方,中国且学呢,不但学习怎么民主,还得学习怎么对待民主。

  在美国学习期间,王石同学与各种老师聊各种话题,其中一类,是社会和政治类,比如他会到与哈佛大学隔河相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与研究中国问题的托尼·赛奇教授聊天,“谈得很投机”,谈文革,谈改革和“摸着石头过河”。

  中国工商界的企业家没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中,你这个阶层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柳传志前段儿在那儿说在商言商,引起了大家以及媒体议论和反弹。

  应该说在商言商是我曾经的口头禅,中国1949年之后基本就是泛政治化,什么东西都要和政治挂上钩,工农兵学商,政治是第一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登峰造极,全部谈政治。

  甚至到现在,很多人习惯性的一谈,就是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政府怎么样,政策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非得关心他们呢?他们的决策对我们产生影响,那我们自己怎么想法,我们自己怎么做法?这是我在商言商的本意。到了今天我无改变。

  但是我现在不太再用“在商言商”这句话了,不是说我回避什么,我认为在商言商绝不意味着在商不参政,在商不关心政治,两回事。

  比如说咱们再看看这个政协、人大的构成,有多少商人在里面,那不是参政么,那不是议政么。你本身是个政协委员,你说我在商言商,那不对了,是吧。

  真正在商言商,我王石算一个,因为我没有参加政协会,没有参加人大。

  现在有些人,他一定要和政治有某种联系,在他看来这首先是种荣誉,其次是个保护。荣誉可以理解,但你为什么要寻求保护呢?我们应该独立我们却不独立,已经缺少工商阶层的独立人格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智慧,代表工商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更多联合提案(议案),开始关注自身的保护利益,比如酝酿的这个提案——现在没法来说把这个非法集资罪取消,但是能不能把死刑取消?

  中国再往下走当然政治要改革,政治上要适应这样一个潮流:既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又要面对现在全球的一个西方文化、一个东方文化,各种各样的文化怎么融合的问题。对我们自身呢,我们是什么?在这样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自己?

  (七)

  2014年,万科30周年。王石从剑桥大学回国,几乎连轴转的参与各种活动,3月31日,在参加清华大学举办的“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上,王石与柳传志等老友相聚一堂。当着几千观众的面,70岁的柳传志和63岁的王石比试下腰,柳传志笑着说:“我相信我柔韧性不比他(王石)差。”引得众人一片笑声。

  而王石的偶像,86岁的褚时健,也通过视频,与他们隔空对话。王石十分感慨,不禁回忆起那次与褚时健的哀牢山之会。当时褚时健还在栽苗,和王石畅谈5年后的情景,王石望着眼前这个黑瘦的老人,很尊敬,但仍然心里犯嘀咕:“5年之后你就80岁了……”

  当时王石站在哀牢山上,暗自琢磨:“70岁我在哪?75岁在哪?”

  他曾经对自己有一个规划:“75岁是在一个岛上,有一栋房子,孤零零的。旁边有一架直升飞机,这个是对退休生活一个不详细的规划,就是一个想象,一想到就是觉得与众不同。”但当他遇见哀牢山带着乡亲们种橙子的褚时健,立即感到自己的差距:“他在造福于这个村。”

  王石曾让人带着摄像机,去云南哀牢山,找他的商业偶像褚时健做个访谈,视频里,褚时健站在山坡上,风吹动白发,他缓缓地说:“做企业,靠拉关系,整不成。”

  王石在最近一次与柳传志的对谈中说,他将会去以色列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和农业育种技术,以色列就是工程师、园艺师、律师在搞农业,那样一个巴掌大的地方成为欧洲的后花园,种蔬菜,种花卉,“70岁如果我还活着,就到戈壁上面办农场,中国27%土地是戈壁沙漠,300万平方公里啊。我相信中国的前景会非常好的。这个是对褚老先生的致敬。”

  现在我归结有两点,一方面是中年的延长,你可以到60岁70岁还很健康。但是不要说你老年了,因为老年的概念就是个消费,从传统的社会结构来讲,你没有贡献消费就是个负担,从生理上来讲你已经是多余的了,你对社会的资源是消耗的。

  为什么我60多岁重新在学习,我就要证明是可以的。很多人见我,问哈佛有老年大学么?扯。哈佛有中文班么?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认为?显然这个观念要改变。我也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你们,60岁学习新的东西是来得及的,因为你学这个东西掌握这个工具对社会就还有意义,有贡献。

  另一方面你要给年轻人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平台去给社会做贡献。这是我对死亡、对社会进入老年化的一种解读,谈的更积极一点就是推动这个社会。

  2008年9月16日,王石跟随一支登山队,抵达大本营。进山后几天,王石和当年那支北大山鹰社希夏邦马峰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一起,为6年前的遇难好友,建了一个纪念碑。

  王石站在碑前,想到了生死。

  显然你去登山了,你就直面死亡,没法回避,那种凶险的环境,雪崩,冰裂缝,滑坠,高山缺氧,都可能会让你致命的。你会半夜头疼欲裂,睡不着觉,你会想到死亡。

  中国人的传统,死亡是阴阳两相隔。你在追悼会上就感受到那个氛围,那个哀乐,是多么悲哀,给你传递的信息就是,这死是太可怕了,这死是太痛苦了,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的葬礼,就不一样,我记得美国WWF的发起人(美国的第二任环保部部长,是尼克松时代的)的追思会上,他的一个老战友,回忆起他们给尼克松的报告是怎么来讲这个环保法,尼克松把他们叫去了,看了报告,(一拍桌子),就说这是他妈哪个狗崽子写的东西,写成这个样子!然后那个人说,我就是你说的那个狗崽子。

  你想想,这是在葬礼上,大家哄堂大笑了,特别的幽默。

  我认为从生到死,包括人的年老,包括疾病,那都是一个过程,对生命来讲,你如果没有其中的某个过程,你就缺少了一份体验。你都应该去面对。

  需要墓碑吗?骨灰洒大海里面就可以了。我姊妹,还有父母,我们在一起。生命是什么?这个可能就是无字碑,对我来讲就是这样的。

  万科博物馆9月23日就开张了,我们博物馆有一个特色,可以透露一点:没有王石一个单独头像。

  (本文相关素材基于本刊记者对王石先生的随访、专访以及论坛录音,部分内容取自王石自传《道路与梦想》和《大道当然》。实习生刘晋荣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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