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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编书一辈子,再无他念

2010年09月23日07:33深圳新闻网-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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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商报记者 杨 青

  张立宪,学新闻出身,辗转新闻、出版业谋生,江湖人称老六。此人身份繁多:早年西祠胡同“饭局通知”版主,还曾是现代出版社副总,策划出版的图书有《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湖》、《家卫森林》。网上盛传一时的《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出自他手,最新出版后更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2005年起,他变成了办《读库》的老六,从约稿到编辑再到印刷发行,一人包圆。六年过去了,《读库》销量从最初的1.2万册增加到了3.8万册,人手除了增加了三个专管物流配送的人员以外,编辑部仍然是张立宪一人独扛。

  日前在深圳圆筒艺术中心,近百名“库娃”(《读库》的粉丝)现身,听张立宪讲《读库》的那些事。

  一个人一本书

  一个网一个群

  张立宪从一开始就声称,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六年后这批潜伏的库娃们浮出水面,开始彰显他们的力量。

  库娃们在各地都建了自己的分舵,有各自的分舵主,平时在城里也有一些爬山下海之类的群体活动。他们除了期待每两个月一期到手的品质稳定的《读库》杂志外,平时出门还喜欢背着《读库》订制的黑色帆布背包,习惯把自己的隐私写在《读库》独家订制的网络上,张立宪在博客上的摹捐,库娃们总是一呼百应。

  去年3月张立宪发帖对汶川震后伤病需要救治的60个孩子实行一对一捐助,结果很快被库娃们认领完毕,今年8月底张立宪替朋友王搏为地处深山的四川省炉霍县旦都乡木鸟佛学院的46名孤儿的捐助,34份每份额度500元的捐助,不到12个小时就认领完毕,而且还有余额。崔永元团队制作的32集大型纪录片《我的抗战》在全国14个城市的巡映都由各地库娃免费包办。9月18日巡映到了深圳,听说老崔的团队连工资也发不出来后,当场有库娃表示捐助91800元。张立宪透露,库娃个人捐出的最大款项是为汶川地震捐的20万元。

  不过他们从来不以捐钱的数目大小论成败,脚踏实地地做事,在共识和常识的导引下互相拥抱取暖,在群体中得到更好的认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同时也帮了自己。《读库》像一条纽带,让彼此找不着的人找到了对方,好多事他们想做,也有实力能做。库娃在做事时体现出的是《读库》的风格:沉静内敛,不事张扬。

  做得最疯狂的事

  去年张立宪做得最疯狂的事是《青衣张火丁》的出版,他历时五年,耗资百万元,动用十余位摄影师,转战五座城市,最后觉得不过瘾,干脆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舞台,把国家京剧院的舞美、灯光、道具都拉来。五天时间内,专题拍摄。这在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豪举。

  上下两册厚厚的书,订价660元。很多人问为什么是张火丁?这样大的投资,这么贵的书,能收回成本吗?答案很简单:喜欢。一个出版人可以用五年时间来做一本书,这个机会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并不是任何选题都值得这么做。除了审美价值以外,张立宪希望这本书能有相当的文献价值,“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京剧的一抹身影、一缕血脉,能够在纸上得以保存和流传”。

  《青衣张火丁》的销量现在已经达1000册。这无疑是读者对这份罕见的付出给予的最真诚的回报。

  忍不住得意的事

  现在《读库》正在秘密鼓捣两本书,一本是挪威作家奥纳夫·古尔布兰生《童年与故乡》。这本书是一个手写手绘本,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童书。中文第一版是上世纪50年代吴冷西译过来,请丰子恺手写手书配画,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上世纪80年代山东画报社又出版过,还保留了手写体,上世纪90年代三联再出的时候,手写体消失了,变成了印刷体。

  在一个技术狂人眼中,这两个版本不管是选材、用料,一版不如一版。现在他正在按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把这本书再做一遍。一开始是按照最初上世纪50年代的版本做,做得不过瘾,又托朋友买了德文版。他希望2010年这个版本能接近上世纪50年代的版本。

  第二本书,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整理修复民国老课本。因为民国的老课本有很多套,最后筛选定了8套,总共有三四百本。整理老课本的难度首先是寻找,因为国内的图书馆没有收藏教科书的习惯,所有的图书都是民间来的。品相不一,完好程度也有别。需要一页页扫描、电分,一旦出现脱页漏页或者页面损坏就得上天入地必须找到这一页才能完成。

  成就感非常大的一件事是他们找到了最早的一套民国老课本,是106年前的老古董。当时看到这个课本的人感叹了一句: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在这里面。张立宪说,这句话是这套老课本最好的广告词。让更多的人可以把这些图文并茂,铿锵有力,不仅教知识还教做人处世的、具有中文之美的老课本讲给自己的孩子听。

  张立宪说整理出版老课本,这是他一想起就忍不住要得意的事。

  张立宪说到自己的未来,“编书,一辈子,再无他念”。他非常乐于接受这样的宿命,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使他改变。“做一些穷经皓首的事情,觉得是那么天经地义,连每一天的沉静与缄默都有了依托。”甚至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仍能从事承袭父业。

  对话张立宪

  喜欢“节克理”风格

  本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张立宪。

  记者:读库这六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立宪:前两年《读库》像一本刊,这两年《读库》更像一本书。第一期《读库》的销量是1.2万册,现在《读库》的销量有3.8万册,但第一期仍在重印,卖到了5万册。你能想象去年的杂志现在还有卖吗?我们五年前的书现在还有人买,说明他不是杂志,更像书。

  记者:《读库》的风格和选材的标准有哪些?

  张立宪:我希望它是需要你踮起脚尖才能够着的书。我喜欢的写作风格是“节克理”:节制、克制、理智。我避讳太强调才华,没有下笨功夫的文章。我希望《读库》发的文章是这个作者一生写得最好的一篇。

  记者:《读库》这六年感觉影响力越来越大。对你而言,《读库》意味着什么?

  张立宪:《读库》对我而言,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拯救,让我学会认真做事、认真做人。认真处理一篇篇稿件和一个个选题。这六年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批判、刷新、反省的过程,我觉得,知道不做什么比知道做什么更重要。

  记者:《读库》现在赢利了吗?生存状况如何?

  张立宪:出版行业是一个没有诚信的行业,规矩太坏了,欠款常常多达几十万、上百万。前两年需要把资金预付出去,到第三年可以对销售商说不了,可以讲条件了,也可以制订一些游戏规则了。现在《读库》一部分交给分销商,一部分采用全直销的模式,不参与传统图书的游戏规则,可以把利润解放给读者,有钱做更大更好的选题和项目,不用仰人鼻息了。现在《读库》的利润可以支撑做《青衣张火丁》,可以做《老课本》,按时支付稿酬和各种费用,销量稳定而缓慢地增长。

  记者:电子书是一种趋势,《读库》考虑过出电子版吗?

  张立宪:《读库》会出电子书,但怎么出什么时候出得想清楚才会去做。现在的电子书太粗糙、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内容。我认可的是一书一编的方式,就算电子书也要地道、专业、舒服。现在面临着纸质书很快被电子书干掉的命运,做纸质书就像和必然淘汰的命运赛跑,希望我们可以跑赢。

  (深圳商报记者 杨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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