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是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学界、决策层还有民间，都很关注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今后的走向。在经济模式方面，在过去这些年里，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特别是靠政府投资带动。由投资带动以后，就产生很多制造生产能量（产能）。产能增加这么多以后，就得靠出口市场带动整个中国生产链的不断上升，以这种方式给制造业工厂提供销售渠道。
但是有一个问题，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出口、对投资的依赖度这么高，如何能够长久维系？这是很多学者和业界人士都在谈论的话题。过去十几年里，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内的许多声音都在呼吁，要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过度依赖出口的现状，必须要调整。但是讲了十几年，到现在，依赖度不仅没降，反而上升。这是为什么呢？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更加逼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了十几年，愿望表达了十几年，但是到目前为止，不仅中国经济没有减少对出口和投资的依赖，这种局面反而还恶化了很多？”
本文想就这个问题，从基础制度的角度来阐释：为什么说只要中国还是以国有经济 （特别是国有资产、国有土地等）为主体，还是让征税权不受制约，还是让政府在经济中继续唱主角的话，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就会非常困难。
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经济很难向消费驱动的模式转型，而只能够继续依赖投资、依赖出口？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对于中国而言，GDP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就不行？从上到下的各级政府都在追求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保8”。为什么“保8”对中国这么重要？如果你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通民众或政府官员说，中国必须要保持8%的GDP增长速度，大多数人会觉得很纳闷，如果在美国的话，每年有2％－3％的增长速度，就算很高了，就可以让整个美国社会非常欣欣向荣。但是在中国，只有8%的GDP增长率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让老百姓感受到足够的增长，为什么会这样？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在将中国的GDP增速跟其他私有市场经济的GDP增速做比较之前，大致上应该先把中国的GDP增速除以2，才可做直接比较，否则不可以直接比。其中的原因将在下文详述。
第三个问题 （此问题与第二个问题有关）：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需要8%或更高的GDP增速，才能产生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中国GDP的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机会那么少，比其他国家普遍少很多？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30年后又到转折点
首先，我要强调，中国作为以国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在过去30年的成绩总体上还是积极的。这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看到。1980年时，欧盟的GDP差不多是全球GDP的28%，美国占22%左右，中国那时只有4%左右，虽说中国的人口一直是占全球人口的20%或者是更高。198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从1980年占世界GDP的4%，到2006年就上升到16%，总共翻了3倍。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其GDP占世界的8.5%左右，但到2006年下降到6%，因为日本在这个期间，除了1980—1990年的快速增长以外，1990年以后基本上呈下降的趋势。
所以，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明显成就。当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本文尤应提到的一个原因是，在过去30年里，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确实能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投资的能力非常高，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基地，都很容易建成。特别是当我们将中国与印度做比较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印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在私有制之下，如果要调动资源，就得像美国一样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否则就难以兴建大工程。但是，印度处于一个差不多两边都不靠的状态：它既没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没法像美国的资本市场那样汇集和调动资源，难以调动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去发展大的基础设施或制造业项目；它又没法像中国这样，通过政府调动资源，因为印度不是国有制。由于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政府调动资源的便利，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基础可能要比中国差一些。
我去年10月去巴西的时候，一次跟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巴西政府一旦有钱，不是去想到把他们的机场、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做好，而是想怎么把这钱分给老百姓，发给老百姓去花。我就跟他说，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有了钱，首先想到的不是给老百姓发钱，而是要多盖大楼，修建更漂亮的立交桥、高速公路和铁路。所以，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带来的开支、消费与投资结构是绝然不同的。
在过去的30年里，国家对资源和生产资料的控制，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其负作用也很多，到今天甚至是负面后果大于正面，这种模式已使整个经济过于偏爱大型基础设施、工业建设等等，让经济过于依赖投资。这种模式不应该、也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说到底，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设，更重要的是人的终极幸福。
很多人会把发展与建设划上等号，接着又把经济建设与投资、生产能力的扩张等划上等号，这是很片面的。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诸如“加快经济建设、加快经济发展”这样的话时，我们的反应很可能是，要建很多工厂和楼房，扩张产能，进行更多的投资。但是在我看来，当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水平时，经济发展至少不完全等于产能的扩张，而更多的是要围绕生活的幸福，围绕消费空间的扩大，尤其是金融交易的深化。换句话说，过去这种国家控制生产资料、生产资源，控制资本，扩张产能，进行大项目与基础设施投资的做法，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必须要慢下来，必须将发展的重点转移。毕竟，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要盖无穷多的楼房，也不是要建无穷多的基础设施，或者无穷多的厂房，最终的目标还是要围绕着人们幸福的最大化。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幸福最大化的目标不再完全与产能、投资联系在一起，当投资做到一定规模时，这种模式必须转变。
当然，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能够通过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产能扩张来发展经济，能够不断实现增长，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的扩大，这让中国的产品能卖到世界各个地方去。但是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们发现这样的出口增长原来并不是可以无限延续下去的，我们已经很难让出口占经济的比重再上升很多了。
所以，在今天，即便本次的全球经济危机没有爆发，中国经济模式也走到了一个瓶颈，走到了一个别无选择的转折点。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背后，也隐藏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无法回避。都有哪些问题呢？
国有经济大起来，民间消费低下去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首先是在中国，民间消费即家庭消费历年占GDP的百分比是多少？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又是多高？换句话说，把每年民间消费总量除以GDP，对政府开支做同样的计算，然后看两者的变化轨迹。那么，在1952年即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相当于当时GDP的69%。我们总说美国人爱消费，而其实美国今天的民间消费相当于GDP的71%，和1952年时中国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差不多。当然我要强调，那时候的中国人更多的是为了温饱而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差不多所有的收入都是围绕吃、穿、住来的。所以，当时的民间消费占总体GDP比例相当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78年的时候，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到了45%左右，到1993年继续下降到42%，到最近，民间消费下降到相当于GDP的35%。换句话说，在过去50多年里，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与民间消费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在1952年，中国的政府开支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倍。
所以，我们在总体上看到中国的两个趋势：在过去60年里，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占GDP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股趋势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有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比较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从1952年到2004年，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初期的65%上升到最近的71%，所以，美国的民间消费在过去50多年里，总体上在上升，当然速度很慢。美国的政府开支在1952年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这一比重下降到10％－11%。因而，美国的趋势是，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而政府开支则在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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