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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悲观者、“非主流”经济人士，彼得.D.希夫两年前与人合著的《美元大崩溃》（Crash proof）中文版刚推出，他的预言似乎已成趋势：“如果中国不再为美国的货架而生产东西，中国就会像战后美国一样重新调整生产布局。中国将不再以宝贵的资源为代价出口商品，而是全面生产国内消费品。”而在“中国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之前，也会产生一些最初的失败者，尤其是那些从以前的经济结构中获益的人。
彼得.D.希夫虽难以设身处地领会中国企业家们处境，但他的简单和直白也不失指出了出路：要改善目前复杂的局面以及承受多重的痛苦，企业家们需要忍受转型的不适，也不排除很多的企业就此倒下。
7月13日，发改委的报告称今年1到5月份，从工业经济运行、社会消费、进出口贸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数据看，东部地区增量已开始放缓。海关总署的统计也显示外贸拐点已现：上半年累计贸易顺差为990.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1.8%，净减少132.1亿美元。
同时，多家媒体的报道开始渲染中央高层对东部地区经济的调研，这些报道称：7月初的短短6天内，4位中央领导在5个经济发达的外贸型省份进行了经济考察和调研。高层们调研的对象集中在外贸出口企业，其目的是为下半年宏观政策走向的中央经济形势提供分析依据。
看看近几日各网站的财经栏目这些醒目的标题：《受累多重因素东部经济下行明显》、《浙江钱庄将逐步合法化 浙江试点贷款公司》、《浙江三度投书发改委：给中小企业一个缓冲期》、《商务部酝酿出口扶困政策》，《长三角厂商倒闭潮起 政企联手驱“熊”》，这些对于浙江民营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的密集报道，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地震发生了！浙江民企们一夜之间已经哀鸿遍野了，不得不要求政策拯救。
拯救民企的声音也频频现于报端，而最洪亮的声音来自浙江——这个全靠外贸拉动经济的省份。浙江省企业联合会牵头、省经贸委、中小企业局、外经贸厅等多部门出台一份中小企业现状的调查报告，报告称：“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呼吁国家“对现行政策作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这些要求零零总总，包括：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提高出口退税率、减税退税、开放小额信贷、给民间融资转正，允许民间资本走向私募、创投道路，加快产业资本的转型助力中小企业安度缓冲期等等。
国家是否应出台政策救急浙企呢？
首先，在分析这些多种需求之前，我们得了解，企业的主要压力——成本的上升导致利润减少——包括哪些方面，这些成本大致包括：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环保成本和税收成本。其中人为可以改善的主要是税收成本，而其他的成本以及金融环境完善等等问题，不独在外贸型企业存在，也不独在浙江等东部省份存在。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近期对外贸形式严峻的诸多报道和渲染，与浙江省政府、商务部代言外贸企业们向国家要求税收优惠政策的诉求密不可分。
其次，这些集中于东部的外贸型企业目前面临的生存压力，正是我国近几年来既定的外贸调整措施力度开始显现，如果需再次调整这些措施来延缓部分企业的适应时间，必须要先慎重考虑政策的导向性和延续性。
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我国便陆续对以钢材为代表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产品下调出口退税率，以推动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2006年9月，财政部曾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目录的通知》，对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作了调整。2007年6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为进一步控制我国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
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谷克鉴彼时对笔者谈到：“这些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贸易政策的重大变化”——过去我们都是鼓励出口的，而这些政策出台，其目的是为了抑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占对外出口的比重持续增长，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的90%以上，这些产品主要还是“两高一资”产品，集中在海关关税税则前几个部类的产品，而当时的调整也主要是针对这些产品。
除了需对外贸产品部类进行调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也需要通过此类政策进行引导和平衡，东部地区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的问题也很突出，如低水平、低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比重过大。在引进的外资中，小规模的外资占多数、对整个经济缺乏拉动的产业多、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等等。
当然这种调整必然使企业面临风险，企业生产转型需要一个周期，往往是以合同为管理单位有一个“货币合同期”的过程，因此在短期内做出调整是比较难适应。而更长期的对生产平台、工艺进行调整，也会付出更多的成本。如果部分企业因为成本增加而关停并转，会对就业市场带来暂时影响，对地方经济也会产生影响。但从长远着眼，这是经济持久发展必须经受的阵痛。
再次，从最近公布的一些金融数据来看，目前国内的流动性并没有因为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出现减少。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44.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37%，其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高，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充足。
胡舒立的观点是：当前的中国经济最严峻者仍然是输入型流动性过剩推高通货膨胀水平，威胁经济健康与社会稳定。减缓外汇资产的积累速度，弱化与美国货币政策的紧密联系，由此至关重要。不可否认，在人民币渐进升值、美欧需求不振及国内紧缩货币政策的三重挤压之下，相当一批出口型企业面临巨大压力，反应强烈。但若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政策的取舍，取的应是国内经济健康与社会稳定，舍的应是外部顺差。
事实上，一些信号已经表明：下半年将依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7月5日，王岐山在有国家和省、市金融机构负责人参加的金融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落实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对媒体明确表示，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会进行大的调整，更多会采取调整信贷结构、有保有压的方式，同时，会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
事实上，无论是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还是出口退税的调整，在前后都给了企业一定的缓冲期，如果企业不能主动、逐渐适应这样的法律、政策环境，也难以想象在急剧变化的全球市场环境中，他们将怎么应对？我以为，这些企业对于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并非不关注，而是相比与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互相依赖来说，更看重后者。而我们也看到，危难关头，也正是浙江省政府、商务部开始充当民企的代言人，为自己GDP的主要贡献者们，寻求政策援助了。
其实中国的优秀企业家们在几年前面临全球化的风险时，都达成了共识：企业更应该着眼于尽快拥有自己品牌、知识产权以及足够的人才，通过这些来寻求保持核心竞争力的治本之策，否则，无论和政府的关系如何密切，无论出台什么样援助政策，也仅是治标之术，而靠享受政策优惠盈利的企业，也是扶不起的阿斗。
[责任编辑:robin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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