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频频有人撞倒在“非法集资”的枪口上
作为一个个案，不少人士认为，杜案所暴露出的民间融资、借贷等“灰色现象”很值得关注。
杜益敏不是非法集资第一人。事实上，杜案也只是浙江同期查获的众多同类案件中的一件。
几乎就在杜益敏案发生的同时，在与丽水相近的浙江东阳市，一个出生于1981年、名叫吴英的女子因同样的罪行被捕。在2007年9月检察部门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吴英共有两个罪名，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9亿元；二是合同诈骗，涉案金额1亿多元。
在此之前的2005年4月，丽水市灯塔新村支部书记张文成因聚众赌博被公安部门查处，并顺藤牵出了他所属的丽水市水电开发公司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问题。
该案经莲都区人民法院查明，自2002年到2006年4月,张文成以投资开发水电站、入股房地产等名义，以借款、入股的形式，按月利息1．5％至20％不等支付利息或者分红，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690人、3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共计33540余万元。去年6月18日,张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刑，获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此外，还有缙云祥和实业有限公司集资案。
如果说义乌、东阳一带的民间借贷还不为更多公众所知，那么温州的民间借贷早已天下闻名，“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早已非常普遍。”温州人林敏说。
早在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即爆发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案在当年引起很大争议，最终在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处郑氏死刑，立即执行。
“在浙江，从温州炒房团、炒煤团、搞实业，到义乌的商铺经营，背后都有民间借贷的影子。”在不少人眼中，温州等地的民间融资已成为正规融资的有效补充，“在这一背景下，凭借高息回报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实在不足为奇。”
其实，也不仅仅在浙江。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各地特别是沿海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今天，“非法集资”已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
有学者认为，对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抛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的集资诈骗不谈，为何频频有人撞在“非法集资”的枪口上同样值得人们思索。
法律专家介绍，“非法集资”四个字首次出现，是在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它与非法（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并列为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但《办法》并没有对“非法集资”的含义做出解释。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明确将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行为纳入了刑事制裁范围。
到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采纳了这一规定，但在不少法律人士看来，目前对非法集资的外延和内涵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纵观新刑法规定的罪名，属于集资犯罪的包括了第160条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6条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9条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
高级律师、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主任吕思源认为，目前社会上一般从狭义上理解非法集资，即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非法集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用语，但很多人却往往将其误认为是一个确定的罪名。“非法集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法集资是集资诈骗罪的前提”。
打压只是权宜之计
事实上，在狭义的“非法集资”名下，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引发的争议远远大于集资诈骗罪。杜案中，控辩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杜益敏到底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杜益敏的辩护人认为，杜益敏将集资款用于投资经商活动，其不断借款也是为了归还前期的借款本金和利息，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特征。
而控方认为，被告人隐瞒真相继续向他人集资，用后面的集资款支付前面集资的高额利息，明知无力偿还，仍向他人集资，可见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故意明显，以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集资，势必造成巨额集资款无法偿还；不断支付集资利息是为了继续掩盖其非法集资行为，其行为应当构成集资诈骗犯罪。
近年来，类似“小姑娘”的犯罪一再出现。对于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国家一方面严厉禁止，但另一方面却又屡禁不止。
有金融专家把此类事件频发的深层次背景与群众投资渠道狭窄联系在一起。在当前，我国银行存款利率较低，存款收益越来越小，而股票证券行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门槛较高，品种较少，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群众有了点闲钱后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这在客观上为以高利率为诱饵的非法集资提供了机会。
在“小姑娘”非法集资案暴露之前，丽水就发生过两起上亿元的高息集资案，害得人们叫苦不迭，但人们并没有吸取“前车之鉴”，而是不顾后果地“重蹈覆辙”，明知在高额回报的背后潜伏着巨大风险，却依然愿意“奋不顾身”。不少人表示，如果存银行利息高，肯定存银行；如果借给别人，利息更高、回报更多，肯定借给别人。
事实上，诚如众多法律和经济学界人士所观察到的，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非法集资的情况非常少见，在我国却屡禁不止。他们认为，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诸多“小姑娘”犯罪的一再重现，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有专家分析，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在一定程度上起着补充货币市场供应不足、缓解资金供求矛盾、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地下金融活动的出现和活跃，往往与经济快速增长和扩张相伴随，呈现出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同步的明显的阶段性。在推动部分地区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同时，对传统的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系也构成了挑战。
不少人士认为，解决民间非法集资问题，仅靠打压只是权宜之计，创造出适合中小企业甚至个人融资贷款的新方式才是长远考虑。
[责任编辑:windy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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