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外国人所描述的中国市场机会_财经

众多外国人所描述的中国市场机会

http://finance.QQ.com　 2008年02月03日16:36 　腾讯财经　　评论0条

腾讯网按：从英国《金融时报》香港分社前任社长拉胡尔·雅各布(Rahul Jacob) 2006年发表的代序，可以看出众多外国人眼里中国市场机会之大。全文如下：

对一位作家而言，没有多少主题像“中国”这么大，这么令人望而却步。这个国家有 30多个省份，大约650座城市，当然，还有那令人目瞪口呆的13亿人口。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著作《可汗的大陆》(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提醒我们，马可波罗(Marco Polo)等人对中国的描述，存在一些错误与夸张。是什么使这个庞大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其后的几代西方人一直迷惑不解，并得出了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结论……

作家们所面临的诱惑之一，就是避开中国日后是否会成为全球经济主导力量、或中国民主前景如何这样的猜谜游戏，转而去写更容易把握的某个较小的领域。但即便是这种明智的做法也常常附带些免责声明。卡尔?克罗(Carl Crow)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但在他1937年作品《4亿消费者》(400 Million Customers)的开篇，就有一个免责声明。半个多世纪后，何伟(Peter Hessler)饶有趣味并颇为睿智的作品——《江城》(River Town)——开头也有这样的附言：“这不是一本讲述中国的书，它讲的是某一短暂时间段内中国某一小部分地区的事情。”该书描述了他作为美国和平队 (Peace Corps)志愿者，在长江沿岸一个城镇度过的两年时光。

这种情况近乎表明，作者们觉得描写整个国家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奇怪的是，最近的3本书都采取了 “管窥一斑”的方式来描写中国。杜瑞秋 (Rachel DeWoskin)的《洋妞在北京》 (Foreign Babes in Beijing)，描写了作者兼职出演一部中国电视连续剧的经历。这位公关高管以这段有趣的经历为出发点，多角度透视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

新闻记者出身的商人麦健陆(James McGregor)撰写的《十亿消费者》(One Billion Customers)一书，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比如成问题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首家在华合资企业，再比如道琼斯(Dow Jones)和路透社(Reuters) 因新华社试图与之争夺客户而与中国政府进行的斗争等。

布鲁克·拉尔默(Brook Larmer)的《运作姚明》(Operation Yao Ming)，是这位身高7英尺6英寸的中国篮球明星的传记。但是，该书更像是一本“什么都谈”的作品，比如与政府对着干的个人自由急剧膨胀，中国在体育方面的勃勃雄心，以及耐克(Nike)、锐步(Reebok)和美国篮球职业联盟在开拓新市场方面的尝试等。拉尔默这部重要的作品堪称微观切入的范例，它用“点彩画” 手法描绘出一幅浩瀚的中国全景图：例如，姚明的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是残酷的红卫兵；他的父母都曾是篮球明星，进入体育系统纯属被迫，违背了本人的意愿；他们被哄骗结婚，以期制造一个“遗传学的奇迹”。

杜瑞秋所著的《洋妞在北京》在这三本书中最不足道，其中有大量跨文化的混乱。当她听从导演投入更多激情的要求，在对手演员背上勇敢地抓挠时，她无意中听到另一个导演的小声嘟囔：“这回你懂我的意思了吧？洋妞是老虎。”“真有趣，”杜瑞秋在书中写道，“此前我一直以为那是东方女性的老套做法。”

这乍一听还有些意思，但我开始怀疑：通过一部电视肥皂剧对中国进行大胆的假设，是否有点儿太过牵强？杜瑞秋对漂泊异国的抱怨——比如很难在中国买到卷心莴苣——会令人觉得有些乏味。当杜瑞秋看到一条写有“Marry Chritmas”的横幅时，她感到费解：“真奇怪，生活在这里的美国人数以十万计，但中国的组织者却很少在他们中找个人帮忙校对一下。”我觉得她所言不虚。

相比之下，麦健陆的书中则满是他旅居北京15年的生活体验。这本书结尾的鸣谢部分，简直可以列入奥林匹克纪录——长达5页的人名，排得密密麻麻，像是一本电话簿。麦健陆认识很多人——而他也希望我们知道这一点。这些丰富的消息来源为他提供了大量细节，其话题涉猎甚广，从鲁伯特?默多克 (Rupert Murdoch)如何力图恢复在中国的名声，到中国政府为将赖昌星引渡回国付出的种种努力等等。赖昌星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界大亨，被控犯有走私罪，在加拿大安大略被捕。一位加拿大官员告诉麦健陆：“他们从来、从来都没有弄清楚，我们不能介入自己的司法系统，不能强行干涉司法结果，即便是朱镕基(中国口碑甚好的前总理)这个级别的官员也不行。这超越了他们的理解范畴。”

麦健陆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新兴国家和转型国家，那种功能紊乱的混乱状态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里都有。麦健陆的直率可能令人耳目一新，他表示，中国庞大的权力机构行事犹如“暴力统治”，因为“数十年的社会动荡、政治整肃和令人痛苦的毛泽东式做法，形成了这样一种政府运作文化：用大棒令反对者屈从并获取政治利益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每章末尾，麦健陆都模仿《毛泽东语录》，煞有其事地列出了自己的 “红宝书”——在中国经商的指南。但麦健陆穷其笔墨所描述的，乃是他如何倾尽所能地与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过招。新华社在中国同时扮演着监管者和竞争者双重角色，曾与路透社和道琼斯争夺后两者创建的价值3500万美元财经新闻与数据业务。在谈判过程中，麦健陆多次重复一个相同的问题，直至其中一位政府官员失去了耐性——该团队一名中国律师生动地将其描述为谈判之“铁屁股策略”(iron-ass strategy)。麦健陆写道：“中国人从小到大，都要忍受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话和无穷无尽的宣讲。他们能够忍受没完没了的废话。而外国人往往会失去耐心。在谈判的时候，你最好学会长篇大论，可以一连好几个小时坐在椅子上，彬彬有礼地不断重复。谁先承受不了，谁就是输家。”

我在为期一周的上海之旅期间拜读了他这本作品。其间，一起的几位朋友恰好与税务机关正卷入一场类似的循环争论。税务机关对企业账户中利润的某定义提出了质疑，而政府早在数年前就宣布停止使用该定义。最后，他们让我的朋友回办公室去写一份毛泽东式的自我检讨。

这就是进入 21世纪的中国，政府官员重新划定了权力界线来适应自己的需求，而企业家和老百姓尽量绕开它们。我在上海的那一周，无论走到那里，都可轻易找到例子，表明一个政府引导的经济正被企业家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那些开具空头支票的政府官员就更不必说了。我住的那幢大厦建于20世纪30年代，每层楼都处处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氛，只有楼梯间除外，于是一位妇女决定在自己房间外面走廊上的楼梯口开一间美发店，让邻居们走路时不得不绕开那些满头是卷儿的女子。马友友演奏会的场外，票贩们就在距离警察咫尺之遥的地方兜售门票。那一周外国媒体的头条新闻是，中国某国有企业一位神秘的铜金属“流氓”交易员神秘失踪。我前往一个新落成的网球馆，观看年末在上海举行的网球大师杯８人对决赛，却发现中国政府建造了如此大规模的设施，其占地80 英亩的比赛场地，足以容纳温布尔登 (Wimbledon)网球公开赛之类规模的赛事。（一位香港经济学家最近估计，中国对建筑物求大、求好，尤其是求全的倾向，导致产能过剩行业的固定投资占到2005年中国GDP增长的近一半。）

布鲁克·拉尔默讲述的生动故事，将中国人生活中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融合在一起。姚明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人的生活如何因机遇而转变，而这在数十年之前简直难以想象。这是社会工程上的一个神话，几近于体育中的骗术。12岁时（当时姚明已接近6英尺2英寸），姚明和其它年轻的篮球运动员一样，经受了在“选材办公室”(Talent Selection Office)内让医生检查睾丸的痛苦煎熬。即便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估计也难以想出这种花招：“中国的科学家称，这种做法是为了确定一名运动员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度过青春期，并以此计算他们剩余的成长期年限。”在这本描述中国的体育抱负和体育产业在中国市场野心的新书中，拉尔默将姚明刻画成一个在他人编导的戏文中偶尔倒霉的“哈姆雷特”(Hamlet)。拉尔默的书令人爱不释手，而且与麦健陆的书一样，充满了对在华经商者有借鉴意义的商业教训。

如同麦健陆在书中经常提到的那样，不留情面的方式为姚明及其顾问们取得成功帮了很大的忙。这些例子推翻了必须以不同方式对付中国的官僚作风、否则很容易得罪当官者的观点，即所谓的“留面子”一说。在中国篮球官员试图恐吓他们，迫使他们接受其为姚明安排的一个新经纪人时，姚明和他的“草台顾问班子”必须顶住压力。他的顾问包括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一位20来岁的美籍华裔MBA学生，还有该校商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在姚明的传奇经历中，有一次他曾勇敢地致信有关部门称，我和我的家人将坚决捍卫我们不可剥夺的、履行自由意志的权利。令人惊奇的是，他得以保留了自己选择的经纪人。

中国篮球协会(Chinese Basketball Association)官员在允许休斯顿火箭队 (Houston Rockets)选择姚明成为NBA万众瞩目的选秀状元之前，曾在谈判桌上将休斯顿火箭置于困窘境地。当时，火箭队的法律总顾问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们不能选拔姚明，所有人都将知道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姚明的价值将会一落千丈。他甚至可能不会入选（任何队伍）。你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对吗？”尽管如此，为了获准在NBA打球，姚明还是付出了高昂代价——在他的NBA职业生涯中，他要向母队上海东方大鲨鱼(Shanghai Sharks)支付80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边缘政策也可能适得其反；另一个有前途的同龄人王治郅在与中国政府作对之后，发现自己的“明星梦”陨落了。

这3本书毫不质疑中国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勃勃雄心。在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末提出改革开放之后的前十年中，许多企业家在尝试容纳不同文化标准和不同发展道路的时候均告失败。这些书暗示，现在人们需要采取绝对的现实主义态度。林瑞秋在《洋妞在北京》一书中指出：“‘面子’问题不是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

随着人们再度失望于中国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美国一位贸易官员最近强调，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 (WTO)成员的责任，恐怕不能再把中国当作学徒看待了。针对雅虎(Yahoo)、Google和微软 (Microsoft)在言论自由方面对中国所作出的妥协，人们纷纷呼吁西方公司勇敢抵制中国政府的行为。

然而，就像耐克一位经理在《运作姚明》中所说的那样，中国可能仍将处于上风：“一些充满幻想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梦想成为百万富翁。但更多的中国人认为：‘如果我能玩转一个容易受骗的外国人的话，我就能成为百万富翁。’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人的机会通常更大些。他们拥有本土优势。”就像所有大而强的国家一样，中国关注自身利益，抱有机会主义心理，并且野心勃勃——在这些方面，中国不输于任何国家。麦健陆引用了清朝的一句格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句格言可能仍是通行于全中国的管理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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