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期，浙江一家乡镇企业制衣车间场景。
50年前，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开始萌芽。
30年前，在中国的农村大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一批批乡镇企业。10年过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甚至已经在当地GDP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但可以跟当时的国营企业抢原料，抢市场，甚至开始抢人才，抢技术。
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留下这样的话——“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异军突起”甚至成为那个时代，形容乡镇企业最多的字眼。
又是一个十年，进入九十年代，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开始实施，可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关于乡镇企业是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争论也与日俱增……
“乡镇企业”作为一个曾经被喊得非常响亮的名词，现在确实越来越少被人提及，不少地区的“乡镇企业局”也早就更名成了“中小企业服务局”、“民营企业发展局”。甚至有人说：“乡镇企业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人才、管理落后、设备陈旧的乡镇企业早就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那么，乡镇企业真的完成历史使命了吗？乡镇企业过时了吗？
不久前，农业部公布了一个统计数据，2006年前三季度，乡镇企业贡献GDP达到30%，依旧保持了“三分天下”。
这两个不同的结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记者由此对乡镇企业的前世今生进行了一番走访。
江苏无锡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之一，当年名噪一时的“苏南模式”就出在那里。早在1954年，无锡的春雷村，就聚集了一批能工巧将，我国第一家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春雷造船厂就诞生在那里，最近有消息，这个造船厂正在规划改造成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博物馆，专门收藏乡镇企业发展各时期的文史资料和文物。
一、又见“春雷”
不期而遇的雨，为这家造船厂凭添了些许沧桑。半个多世纪的洗礼，让这家曾经辉煌一时的乡镇企业渐渐失去了颜色，只有残缺不全的屋顶和孤单的清墙，见证着被称为中国第一家乡镇企业的起起落落。
原来的春雷村，现在已经变成了春雷社区。原来的春雷造船厂，早已经变成了修船厂。再过些日子，这个维持度日的工厂将被设计改造成一座博物馆，永久成为历史。在春雷社区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春雷船厂现在的承包人——王山兴。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到这个厂子的啊？”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东亭春雷船厂厂长王山兴：“我啊，我是1961年，1961年来的。”
春雷造船厂的老职工如今已经很难找到，64岁的王山兴是其中之一，当年到春雷造船厂时，他还是个学徒。
记者：“是怎么进的这个厂？当时容易吗？进这个厂。”
江苏无锡市锡山区东亭春雷船厂厂长王山兴：“那时候啊，不容易的，不容易进来的。”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也不容易进来的，要有人介绍啊，反正有关系才有进来，那时候就这么一个厂子嘛，没有其他富业，农民要种地为主，要进到厂子来，也要靠关系进来。”
王山兴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到村镇企业工作，收入非常可观，他第一年到春雷造船厂的时候，一个月就赚到12块钱，第三年，他的月工资涨到了16块钱。这个水平在当时很令村民们羡慕。
记者：“这种工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很高了，那个时候那个种地的话，就一天计一个工，只有几分钱，几分钱，他们已经是很高很高的收入了。”
春雷村因为这个乡镇集体造船厂，在江苏当地越来越出名。由于乡镇经济起步早，在60年代，在无锡创下很多第一：首先在工厂工作的比例最高，全村3000多村民，有300多人务工；其次收入最高，工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40%，每户均收入1000多元：村里只有存款，没有欠款，最早实现了全村家家亮电灯、家家用拖拉机耕地、人人享受合作医疗……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最兴旺的时候，一年要，净利润要三十几万，在六、七十年代，每年要三十多万，那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地方讲起来是很可观，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春雷村就像它的名字，一声春雷带来一场春雨，周边的村落，看着春雷村办企业致了富，也开始跃跃欲试。到1978年，江苏的乡镇企业，也就是当时的社队工业总产值已达到63亿元，占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近20%。从1976——1986年的11年间，苏州、无锡、常州
三市乡镇工业总产值猛增了17倍。然而，就在这个财富神话的光环照耀了20多年后，乡镇企业的光辉慢慢地黯然失色，春雷造船厂也开始走了下坡路。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原来这里都是河嘛，靠那个船运比较多，水运比较多，后来慢慢地陆运了，走公路了的，就不行了。”
到90年代，春雷造船厂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红火，每年的收入只够勉强维持。1994年，工厂转制，几年后，在土地厂房还是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王山兴承包当了厂长，只能靠拆船卖废铁维持企业。博物馆改建开工的消息一传来，王山兴开始琢磨起自己的未来。
江苏无锡市东亭春雷社区书记徐志高：“我说你在这里(博物馆)做门卫，跟他们介绍情况，就你来说了，你知道得最多，你是老革命了。”
看到雨中破落的春雷造船厂，记者有一种失落的感觉，如果说它是因为难以适应航运市场的需求而走向衰落，那么又是什么，让红火一时的一大批苏南为代表的乡镇企业，也在上世纪90年代走到困境中呢？进入90年代，相比深圳、珠海这些沿海经济特区，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感到资金不足，1994年，江苏亏损的乡镇企业达到6700多个。1年之后，这个数字达到9060多个，一年就增加了25%。那么造成乡镇企业走下坡路的基因到底是什么呢？主管国内乡镇企业政策的卢永军和学者温铁军这样描述他们的记忆。
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卢永军：“那时候的乡镇企业可以说是，乡镇政府一个附庸，甚至有的就是，乡镇政府的小金库，由于它产权不清呢，就是当时社会上也是方方面面都向它伸手摊派，企业负担也很重，同时呢由于这个产权不清，它和职工的利益，特别和社区农民的利益，关系不紧密，一定意义上，大家都不十分关心乡镇企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我们在1988年发生了通货膨胀，物价指数高达18.6的这种通胀之后，在1989年全国范围内进入了经济萧条，当时是典型的生产停滞通货膨胀，这样的一种现象发生，接着就进入了90年代的低谷，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政策的变化，那就是好的政策只给当时的国有部门，乡镇企业就不能再得到贷款的优惠啊，贷款额度啊，等等，加上9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这个政策导向，不再有对农村企业的任何照顾了，那这些事情呢，就是80年代的黄金时期就结束了，主要是政策变化造成的这个黄金时期的结束。尤其到了后来，当这个黄金时期结束的过程中间，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我记得80年代的领导讲，我说乡镇，特别是苏南，说是地方政府小官营，那政府呢，因为给企业提供这些优惠吗，就从企业直接拿利润，甚至是把乡镇企业的贷款直接拿来变成政府消费，甚至是把乡镇企业的生产资金占用了，导致乡镇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高负债，在高负债条件下，企业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了，企业职工得到的福利也下降了，社区得到的这个分配也减少了，于是乎这个乡镇企业也走下坡路了。”
学者张维迎曾经这样总结改革开放后中国制度变革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就发生在80年代，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转变为企业家。
第二次浪潮在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
第三次浪潮是2000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
这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个人出资兴办，并且挂靠在乡、村两级政府，借集体的招牌获取政策支持，谋取发展的。这导致了多年以后，这一批企业面临的“红帽子”怎么摘掉的难题。一场声势浩大的、“抓大放小”的乡镇企业改制也在这期间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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