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不能靠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道路_财经

温铁军：不能靠贫民窟来加快城市化道路

http://finance.QQ.com　 2007年12月28日18:41 　 FT中文网　魏城　评论0条

魏城问(以下简称“问”)：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您就参与过很多涉及中国农业问题的决策研究，那今天您是如何评价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呢？

温铁军答(以下简称“答”)：20多年前，1985年，我当时在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时候，我们大概是最早提出开通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弊病的一批人，我当时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如何开通城乡，所以说，20多年前我们是比较早的提出中国城市化、并且研究如何加快农村城市化的政策的一批人。20多年的发展，应该说一代人已经过去，20多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足够了，今天我们必须冷静地对加快城市化作出反思，不能再像20多年前那样盲目，那个时候我们30多岁，可能还比较激进，20多年过去，我们现在应该搜集、归纳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这个过程当然很长，20多年，时间很长，考虑的意见很多，我只能说一说我个人的一点儿不成熟的反思。

首先，我是应该说，中国这些年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到目前为止，如果按照新的统计口径，就是在城镇地区居住半年以上、并且从事的是非农职业的人都应该统计为城镇人口的话，中国已经有了两倍于老欧洲城市人口的城镇人口，有了比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所有发达国家城市人口都多的城镇人口，这样的现状，如果按照百分比来看，中国城市化的比值仍然低于全球城市化的平均比值，但如果按照绝对值来看，中国已经有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它所连带发生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般的社会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资源、环境、生态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被媒体、学者在批评和研究，而人们很少去说这是城市化之祸，人们只认为这是某个单一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们现行的社会科学体系已经日益的形式主义、日益的教条化。

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加快城市化，中国已经做到了，20多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总规模已经大幅度扩张，我们刚搞改革开放时，中国城镇人口只有两亿，现在是五亿多、接近六亿，已经翻了一番半，所以说，这20多年，中国经济翻了两番，城镇人口翻了一番半，而且出现了一个全球最大规模的城镇人口，这应该说绝对不是城市人口发展慢，而是城市化发展速度非常快，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儿过快。

问：你们当时是如何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的？

答：早在1985年，我们就要求在文件上(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多少法律)明确提出开通城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语言，但是由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城市生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生活，所有与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交通、治安相关的公共部门都是一概只管城市不管农村的，在这种情况下开通城乡，会使得各个部门的财政压力空前加大，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财政开支，不足以应付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所带来的各种需求，所以当时各个部委都认为这事儿不行，所以1984年完成大包干的改革之后，1985年，我们在希望能开通城乡的时候，只在当时的一号文件里写进了一句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

最后到了2002年中共16大文件的时候，中共中央明确把“城乡统筹”提出来了，并且明确把“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体制问题写进了文件，这本身就说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在没有彻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条件下，已经出现了世界最庞大的城市人口群，那么，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实现城乡统筹，这些问题已经完全进入决策层的视野，进入了决策层的议事日程。自那时以来，这几年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最早是石家庄率先放开城市户口，接着一些发达省市，像浙江、江苏、上海等等，也在放开城市户口，当然只是对本省人群、而不是对外来的打工人口放开城市户口，但毕竟是在一步一步地走，而城市中呢，自从九十年代中期大幅度推进的城市的各种体制改革，特别是1992年推进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农副产品完全放开等等改革措施，客观上使得进城的农民不再需要票证才能维持生存，所以从1992年和1993年开始出现了农民大规模进城的高峰，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认为，上述这个过程本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渐进改革的过程，它客观上造成了现在这么一个庞大规模的城镇人口，现在已经到了需要慎重处理的阶段。

问：你觉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自上而下、由决策层推动的进程，还是一个自下而上、由民间自发形成的进程？

答：八十年代的政策，有相当的主动性，但当时的文件语言是一种让步性的语言，八十年代的五个一号文件有三十七、八个“允许”、“允许”又“允许”，“可以”、“可以”也“可以”，那是对农民的创造做出承认，那个时候的文件，不是像后来文件的“一定”要怎样、“必须”要怎样的语言，不是那种强制性的语言，而是让步性的语言，让步性的语言也就是承认民间的创造。当时的改革也好，后来的改革也好，很大程度上都是实践和政策相结合的过程，我们很难说哪一个东西是完全主观预测好的东西，主观预测好的东西往往是问题多多的，客观地讲，应该说实践出真知、实事求是仍然是政策科学化或者说科学决策的一个特征吧。

为什么这个过程需要反思呢？我觉得是因为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吧。渐进式改革是一个不断形成增量、可能会有利于调整的一个改革模式，但因为它是一步一步的改革，所以很多问题不可能有预见性。今天人们终于发现，中国在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其结果可能会遭遇资源、环境的瓶颈，这个瓶颈是人的能力所不能突破的，包括中国现在对外贸易所受到的一片批评，在海外，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花钱就可以买到原材料，但我们却被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中各种各样的声音所批评；我们以为，在市场上只要我们有优势我们就可以出口，但我们却遭到一片反倾销，针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也在增加。所以实际上，如果中国以有限的资源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这样一种国情，却试图按照以往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走下去，那么，无论你是多么平和，你也走不下去了。

因此我说，中国决策层从2002年以来开始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它包含了一系列的反思，包含了一系列的调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调整，和八十年代初要调整到市场经济这个方向上来时所遇到的矛盾，一样的复杂，比那个时候更为严峻的是，现在的利益结构已经形成，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代表的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所以今天再也不会像早期那样，有一批人出以公心、没有私利、完全为民族、为国家、为发展而展开讨论，那样的情况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了，今天的讨论，其实是各种利益集团在政策层面上的博弈，所以我们很难听到客观、公正的声音。

我觉得，我们要反思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瓶颈不能突破，而相关的讨论却不是很客观的，我认为是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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