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3月20日下午5点,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
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
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
下午6点,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经过数次打听,记者得知,这里确有不少站街的小姐,“要价50块,30块拿下”。但正如村中某性用品商店的老板讲,“因为你不是这个村的人,村子又太大,我告诉你去找,你也未必能找到”。记者在村子里绕来绕去,前后停留近三个小时仍旧没有看到站街女的身影。
在决定正面接触三陪女之前,记者再次在红灯区走过一圈。其间,记者每经过一间店面,总会有几个小姐向外张望,并总有一个人在招手并说着些什么。
准备进入一个名曰“双旭旭”的按摩房。
这是一个左右都有旁门中间却没有任何标志的奇怪入口,记者实在无法知道该从哪个小门进入。出于谨慎,我抬头向右手边的窗户看了一眼,隐约可见几个嫖客模样的男子正在与几个小姐周旋,于是从左门进入。敲门进入。空调开得很大,空气里弥散的是一种说不清的味道,7个女人分成两排,或躺或坐,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记者,记者刚要开口,对面沙发上坐着的光头(此人必是鸡头)说话了,“说吧,看上哪个了?”开门见山。记者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将7个小姐扫视了一圈,这些女人也同样以一种记者不能猜透的目光瞄着我。记者问是否还有其他小姐。鸡头分明领会了我的意思,“这都7个了还不成?找什么样的?!”据该鸡头称,所有小姐一律150,出去包夜500,而这也是整个该红灯区的“行价”。
记者继续接连进入四五家店面,这些店面面积相差不多,布置也大同
小异,小姐看起来尽管没有多少竞争力却一个个非常放得开。从她们的眼神里,我并没有看到半点伤感与被迫的成分,而趾高气昂的成分却更多了一些。据一位店面经理(或称妈咪、老鸨)讲,相对其他店面,她店里小姐年龄最小,尽管都是从农村来且刚刚初中毕业,但“该有的技巧,她们都会,如果有哪一样她做不到位,回来我不要您一分钱”。但记者从她手底下的几个小姐眼里看到的分明是单纯、幼稚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后据某北京黑车司机讲述,该红灯区里的各个店面基本各自为阵,互相之间并无关联,更无集中领导,小姐分别属于各个堂子老板,“跟谁混,谁就负责到底”。堂子老板互相之间也不多打听,反倒是在附近“趴活儿”的司机知道得更多。“来这边嫖的,大多数是附近首钢职工,当然也有从市区过来的。周末的时候生意会好一些。”该司机称。
三陪女的感情生活
阜成门坐地铁到前门,出C口,绕过一个巨大的环行通路,进入快速公交站台,终点站“大兴德茂桥”。
凌晨12点40分,记者进入一家按摩美容中心。
一位年龄在30岁上下,装束整洁且看起来并非小姐的女人走了出来,热情地和记者打招呼(后得知,该小姐之前曾做过长达数年的性工作者,只是后来退出并改行做了领班)。一名中年男子慵懒地斜躺在大厅的长条沙发上,而对面的几个小沙发上,4个衣着暴露的小姐正对着宽大的镜子说笑,暖气很热。
为了能与三陪女深入交流,记者提出要带小姐出去。“我这里的房子很舒服的,隔音也很好,在这里不是一样吗?”领班仿佛不解,并幽幽地说,“我们不熟悉你,怕出问题,而且我们这里比外边的宾馆还要安全的。”
上二楼。三个小间,“这里是做按摩的地方”。三个大间,“这就是包房了”。她开了灯,房间冷飕飕,屋子里除了一张低矮的木床、两个黑红的柜子以及柜子上一个灰白且个头很小的电暖气之外,什么都没有。当记者表示不满意,并提出“如果到周围最近的宾馆也不可的话,那就算了”后,领班立刻与那个依旧在长沙
发上斜躺的男子开始用湖南方言交流起来。“可以,那边还是很近的,带上手机”,男子用普通话和记者“点”到的小姐说。片刻,领班、男子、三陪女开始用湖南方言再次讨论起来,具体内容听不完全明白,大意是,“危险性不会太大,可以出去”,并提出,要该男子送该小姐到宾馆门口。
后来得知,他们都是湖南籍老乡,但具体是不是同一个地区则不甚确定,而该男子也并非老板,只是来看店帮忙的。但与想象中看店的“小混混”形象略有不同的是,该男子却是一副纯粹的书呆子模样。
亚亚(化名),湖南湘潭人,身高1.60米,生于1975年,相貌娇好,面相和善。据其自己坦承,即使在其供职的某按摩院,她的年龄“也算是大的了”。
“做我们这一行的,谁都知道风险,但又有什么办法,没有钱就什么都做不了,搞钱才是最重要的”,她说,“我出来做小姐,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从湖南坐火车直接到了北京,因为这边有熟人。其实,如果我胆子再大些,长得再好些,就去广东了,那边的老乡其实比在北京的老乡混得要好很多”。
据称,从家里出来一直到现在,已经近一年时间,其间从来没有回去过,而她和父母的交代是,“一直在美容院做‘美容美发’”,其父母也未曾表示过怀疑,她也隔段时间就打个电话回去和父母念叨念叨。
记者与这位自称亚亚的小姐交流了一个晚上,时间长达近五个小时,而其与记者的交流,也开始由不信任转变为非常信任。一开始,她就在言谈中流露过“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再后来她又拒绝承认,说只是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而到最后,她见记者“是个好人”,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非常伤感地谈及了她的那段婚姻和自己之前的孩子。
“人就一条命,怎么过都是过,死了就完了。我没有钱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钱想做什么都不可以。他不努力嘛,不上进嘛,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我不想谈这个东西了”,当记者进一步类似残忍地追问她,那段婚姻究竟给她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伤害,是否改变了她的人生观时,她再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与其他同质小姐存在很大差异的是,亚亚的谈吐和涵养要远高过一般小姐的粗俗和市侩。她懂得文学,知道大学文化,知道很多时尚浪漫的风物,尽管她不过初中文化,而且“从小就讨厌学习,成绩不好,不想学”。
“听一些嫖客和我讲,其实东北小姐是很厉害的,但有时候她们太厉害了,嫖客反倒不喜欢”,亚亚说,东北小姐往往太主动、不含蓄、体形高大,于是对男人的心理是一个压力,“有些男人其实是喜欢含蓄的、小鸟依人的那种。”
谈到东北小姐,亚亚介绍说,东北小姐一般都很漂亮,而且身段也好,“在北京,混得最好的,就是东北小姐了。”
“我是不愿意和她们(其他小姐)交流技巧的,她们之间也交流,但我很懒,也懒得学”,她坦承,很多小姐的职业技巧也是在不断切磋中进步的,“我进这一行以前,对这个东西一概不知道,而且在接第一个客人的时候,心理上特别不舒服,非常不情愿。被一个互相不认识的人摸来摸去,这与和自己老公做爱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亚表示,对小姐这个行当,她还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但一想到可以挣钱,我就只能做这个了,这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了。我已经很反感了,不想做了。其实,我才做了不到一年就不想做了,你说,我是不是很懒呢?”她反问我。
记者向亚亚探询,是否担心这边的老乡把她现在的情况告诉家里。她说,“不可能的,家里人不会知道的,她们也是不会说的,她们自己也怕被别人知道”。“如果你的老乡恰巧来北京,而且恰巧经过这里呢?”记者问。她沉默。当记者进一步问及,她是否担心,哪一天她的老公来北京并从这里经过,进而知道她的情况。她目光迟疑,“你说,这有多大可能呢?”从她的表情里我知道,其实,她并非反问,而是真正在征求我的看法。记者表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迟早大家都会知道的。言毕,她至少两三分钟沉默不语。
“其实,我父亲是50年代后期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他曾经的同学做什么的都有,其中有很多在政府做官,他一直在大学里当老师,今年62岁。我母亲对我也不多问”,不论如何,起码从我这里看来,她的这些表述确是发自内心而并非杜撰的。
“我当初在酒店当过服务员,在商场卖过衣服,一个月累死也只能挣到800块,而现在呢?我既可以休息,一个月还能拿到2000块左右的工资”,她说,老板提供她们的食宿,治病也是老板出钱,出了事他们也要管,“所以我们的出台费我只拿一百,剩下都是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每个月要给这边派出所几千块,还要交乱七八糟的税哦,他们自己还要赚钱。对了,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什么营业执照?”记者确在其按摩院看到了裱起来的东西,但并没有凑过去看端详,“我们的执照是休闲中心啊”。
关于小姐收入。“一年拿到十万块的也有,但不多。有的拿得多一些,有的就少一些了,但几万块总是有的吧。KTV的小姐是要多一些的”, 亚亚给记者详细计算小姐收入,而她如此盘算,看来心里确有细致的规划,“就说我自己吧,一个月哪怕2000块,一年不是24000块了吗?不过,我到年底就不做了,回去做点别的事情。”
颇为诧异的是,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的交流后,亚亚非常信任地和我讲述了她在做三陪女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段感情,并征求我对这段感情的认识。
“其实,去年有个北京男人对我很好,他来过两次,是给了钱的。后来,他提出不让我做这个了,他愿意每个月给我八百、一千的,说要和我出去租房子。我去过他家,也在他家里做过,三室一厅,他父母都在航天部工作。但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做这个职业,心想,如果和他出去租房子,我就没钱了哦,所以,我就没有答复他,也有半年没怎么联系。后来他来电话说,他已经和一个北京女孩子要结婚了”,亚亚反复絮叨这个事情并几次和记者交流,“你说,我是不是很傻哦?”当记者表示,那男子未必真的对她好,失去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那男人是否只是为了欺骗她的嫖资也未为可知。“是哦……”她略有沉思,接着说,“但他当时真的对我很好,给我买了好多东西。而且,如果我们中间半年还保持联络,你说,他还会和那个女孩子在一起吗?他是一个很有孝心的人,他和我说,和他在一起,首先要孝顺父母,我是做得来的。”说到这里,记者面前的亚亚,眼睛里满是浪漫的光芒,感情一下子丰富了许多。
但她仍旧难以回避理性的忧虑。“如果我和他结婚以后,他会给我钱吗?如果他不给我,我就没钱花了……其实,如果他要是把钱给我管着就好了。但如果他不给我呢,我能向他要吗?……”
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些许变化。记者问及,做小姐前后,对人、对生命有了怎样不同的认识。“我现在看到男人就烦!”感觉打击面似乎有些宽了,她补充说,“我其实并不适合做这个的,我很懒的。比如老板发工资,这个四千那个三千的,自己少了就感觉不好意思,感觉自己没努力,但我有时候就是不想做。人生多短啊,说结束就结束了……”
亚亚透露,她舞蹈很好,而且唱歌也很好,所以一直想去KTV发展,“那样说出去会好听一些”。“是哦,做小姐有惯性的哦,做小姐时间长了就不想做别的了……”,记者问她,如果年底退出不做后,经济来源再次遇到尴尬时,是否会重新选择做小姐,她说,“应该不会了吧,不会了,不做就永远也不做了。”
记者最后的两个问题令亚亚几次陷入长久的沉思和沉默。大约,这正是她最为焦虑的事情:第一,是否有过再婚的想法,如果再婚,是否害怕今后的老公知道自己目前的经历。第二,是否害怕将来的孩子知道自己现在从事的职业,怎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关于性交易中的性高潮以及性技巧,亚亚谈了不少,但因文章篇幅所限以及其内容的敏感性,此处略去。
“你是一个有善心的人”,临别前,亚亚似乎依依不舍,并为记者做上述评价,大略是因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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