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岁的张报华正在为一项“废物利用”工程迟迟不能启动而焦虑——一年以前，他代表柏叶房村委会分别向省、市、县三级农业主管机构递交了一份报告，计划将现在已经杂草横生的柏叶房村旧址100多亩土地改造成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他没有得到批复，计划不得不就此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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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报华是江西省余干县柏叶房村民委员会的书记，他掌管的这个村庄位于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东部地带。从2003年开始，这个村的900多口人分成两批用了两年时间逐步迁离此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死亡威胁，有超过70个青、壮年因为同一种疾病同时或先后死去，另外一些人则疾病缠身或终身残疾——对于疾病的未知和恐惧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抛弃了故土。
一个村庄的消亡
20年里，癌症一直纠缠着这个村庄的人们。有书面记载的集体病例发生在1986年，那时候中国乡镇一级的卫生防治体系尚未全面建立，乡村作为中国最基层也最偏远的行政区划，卫生医疗资源几无覆盖，不明原因的病死现象屡见不鲜。在柏叶房村，1986年以前的死亡病例基本遭到忽视。那之后，不断有年轻的农民死去。此外，当地的报章披露说，有一部分人则先天残疾，连四肢都没有。
张报华的父亲和叔父在20年前同样死于不明原因的病症，他的父亲在48岁的时候死去，而他的叔父则是40岁。由于医疗卫生条件和诊疗技术过于简陋，尽管他们都在县城接受过检查，在患病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却并不知道自己所患病症。他们采取那种吞服草药的农村传统治疗方法，以期达到驱散病毒的目的。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他们应该都是死于癌症，张报华对《财经文摘》说。
20年间癌症死亡现象过于频繁，使张报华毫不犹豫地做出这样的判断。在他父亲死后，开始陆续有人因为癌症丧命。最初，整个村庄每年会有一两个年轻人患上这类疾病，后来一年会出现十几例癌症患者，年龄介于20岁到50岁之间。而在所有癌症种类中，肝癌和直肠癌是柏叶房村人群中最普遍患上的两种癌症。
那时候感到有些可怕，张报华说。
后来，他们主动将情况向政府做了报告，请求帮助。1992年，江西省的卫生主管部门和肿瘤医院派遣工作人员对柏叶房村病例进行调查。初步认定是人们的饮用水存在问题。
张报华说，他们的结论是，人们的饮用水中汞含量超过卫生标准的3倍，因此致癌。
医学经验称，汞是自然界唯一以液体形态存在的金属，任何形式的汞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转化为剧毒的甲基汞，进入人体后将会侵害人的神经系统，临床表现为头痛、头晕、肢体麻木和疼痛、肌肉震颤、运动失调等，在体内蓄积过高，能致癌。当年的专家结论大致援引了这个依据，并强调了汞中毒的致畸和致突变现象。历时近10年的集体癌症、残疾病例被确诊。当地的报章报道称，生命之源的水成了夺去许多人宝贵性命的“真凶”。
那以后，柏叶房村的人们努力改善水源，为了避免饮用汞含量超标的地表水，他们挖开地面，在距地表两米深处取水饮用。张报华说，当他们知道致病原因后，心情愉快，认为一切不幸都将烟消云散。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对于农民们掘地取水的行为表示赞赏和支持，拨付1.3万元人民币予以补助，鼓励每户人家都打上一口水井。
鄱阳湖畔地势低洼，汞含量超标的水源很容易污染地下水，并且农民们在距地表两米处取水，所取之水仍然是地表水，这无助于改变柏叶房村人们的患病情况。他们将水送往卫生机构进行检查，得出的结论是汞含量仍超过正常卫生标准1倍。此后当地的报章报道说，困惑的人们试图从不受疾病困扰的邻村引水，但引水设备需要一笔“昂贵”资金，这使乡村两级的财政无力负担，改水计划没有实现。
1998年，长江泛滥成灾，咆哮的洪水冲毁了沿江的村庄和房屋，政府做出了治理江河的重大举措，并利用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同时，又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四省启动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鄱阳湖是治理目标，居住在湖畔的人们为此开始迁往异地。余干县一些濒临中国最大淡水湖的乡镇也被纳入移民建镇工程，苦于集体病症困扰的柏叶房村民希望这会成为他们命运的转机，但这一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2003年，柏叶房村死亡病例出现增加趋势，恐惧的村民向官方递交了请求迁移的报告，官方予以确认。当地卫生院的医生江增胜对《财经文摘》说，之所以很快获得来自官方的支持，是因为余干县卫生防疫站的防疫科长是柏叶房村的人，起了上下疏通的作用，否则肯定不会引起高度重视。
这一年，余干县一位主要执政官员的亲自视察改变了柏叶房村的状况，当地报章披露说，这位主要官员在乡村干部群众大会上表示，使柏叶房村尽快搬迁，就是在实践“三个代表”。这位官员还说，这个村庄的人们生活一天过不好，作为官员的他们就一天睡不好觉。在那次会议上，这位官员还当场在请求迁移的报告上作出批示，接着，全县开始行动，搬迁规划、专项资金和移民补助很快被落实下来。
希望早日脱离苦海的想法促使人们相继离去，一个存在了若干年代的村庄消亡了。
实际上，张报华并不太愿意相信水源是致病的唯一原因，也不认为搬迁之后会使人们免于病痛。他认为还有其他的致病原因并没有被找到和解决，他说，一切都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他呼吁卫生防疫机构对此加以重视，进行多方面的调查。
在余干，掌管县卫生防疫站的施水生同样对于集体癌症病例的致病原因表示不能确定。2003年以前，施水生还没有在卫生防疫站的任上工作，当他2003年来到防疫站履新的时候，前任站长留给他一纸从前的诊断报告。施水生对《财经文摘》说，根据省里的初步认定，柏叶房村高密度癌症病例是水源问题。
但同时他也无法解释与柏叶房村相邻村庄为什么水源就没有问题，他说，按理说，他们吃的粮食、耕种的土地，以及生活习惯，好像都差不多。
施水生感到其中原因有些错综复杂，他说，一方面可能是水源，一方面可能是环境卫生在恶化，另外村庄里病人多，粪便污染后也很容易传染，得了肝炎也容易引发癌变。
显然，这只是一种假定，卫生防疫部门并没有掌握实际的患病原因，而且施水生还表示，在柏叶房村成为癌症村前后直至搬迁，他无法确认实际有多少患病者，尽管他表示，在每个乡镇的卫生院都会实时报告一些病例，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下去就一些病例进行调查。
这个人口超过90万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卫生防疫站，现在有47位工作人员，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单位，管辖着超过10个乡镇卫生院。施水生说，哪里都会有一些业务骨干。
但这些业务骨干对于应对突发的传染性或非传染性疾病毫无有力措施可言，尽管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乡镇卫生院作为公共卫生资源覆盖的标志被陆续设立，但面对一起历时20年的集体癌症病例现象却无能为力，不仅如此，包括县、市甚至省级公共卫生医疗机构也无法深入乡村给出有效应对，一个村庄最后只得被迫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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