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什么项目审批部门会认为产能过剩特别严重？
造成产能和产量之间差距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生产厂商、地方政府和项目审批部门之间的博弈关系，由于设立生产项目需要获得项目审批部门的审批，过程十分繁杂，项目的论证等环节需要大量时间，而且还存在不确定性，往往可能会使企业失去潜在的发展机会，因而迫使厂商同项目审批部门进行博弈，在项目申报时，尽量高报产能，为未来的发展预留空间，在实际建设和生产时，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产量，增加了自身的灵活性，如果市场需求下降，则实际上报的产能并不会得到充分的运用。因此，项目审批部门从产能过剩行业调查获得的数据来自于各生产厂商上报的数字，这其中存在很大“水份”，有很多厂商虚报自己的产能，提高自己的规模，既可能是为了预留发展空间而未必完全用足这些产能，也可能是防范在可能出现的“有保有压”的调控中，不但不被 “压”，而且能够获得兼并其他厂商、整合产业发展的机会。而地方政府希望新建项目的产能越大越好，不但代表着他们的“政绩”，而且意味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纳税能力，产能也代表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便于增强自身在招商引资方面的吸引力。
四、客观判断存货、产品价格及其变动趋势
除了产能与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之外，有关部门判断产能过剩的另一根据就是这些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存货上升、产品价格下跌、企业利润率下降的状况。根据上表中的数据，这些行业的存货水平确实有不同程度的增幅，钢铁业的增幅最高达51.7%，只有铜和汽车的存货出现了负增长。但是衡量企业存货水平的另一个更加科学的指标——存货可销售天数，除了焦炭行业外，全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存货可销售天数除了反映产量和销量之间的差额外，还考虑了日销售量的影响，在存货增加的基础上出现了可销售天数的减少，说明产品的日销售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产品并没有出现积压的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被宣布为产能过剩的产业中，只有焦炭行业的情况可能比较属实。当然，这也反映了目前库存统计中的一个不足，就是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现的库存下降，是产前、产中还是产成品的环节。
产品价格的下跌和企业利润率的下降主要是和2004年的数据进行相比，但是2004年我国对经济的紧缩已经开始，此前供不应求的局面也由于产能的扩大得到了缓解，因此钢材、水泥等原材料的价格在2004年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而2005年末的价格与高峰时的价格相比，必然会下跌，企业的经营利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而这期间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涨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导致了企业利润的进一步缩水。这些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都是上一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瓶颈”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行业，由于需求的爆发性增长推动产品价格一路走高，使得这些行业获得了“暴利”，因此，与此前供不应求的时期相比，现在这些行业的供求关系更加接近于相对平衡的市场状态，企业的经营利润率也相对来说处于正常的水平。
根据上文的分析，从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有关部门得出的一些产业产能过剩的结论，可能有不少部分未必是符合实际的，除了焦炭、电解铝行业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之外，公布统计数据的其他行业的运行情况基本正常，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了缓解，产品结构得到了改善，富余的产能并没有对企业形成显著负担，反而还可能促进企业之间的竞争和结构调整，因而现在对他们做出产能过剩的判断还为时尚早。
五、为什么当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没有演变为大规模的库存和银行不良资产上升？
除了根据对产业的调查数据，有关部门得出全面的产能过剩的结论还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思维惯性，认为产能应该等于产量，过剩的产能必然会转化为产量，导致产量大于需求，形成产品过剩。因为此前数次中国经济过热、宏观紧缩之后往往都是需求下降、产能过剩和存货增加，而2004年的宏观调控之后，根据以往的时间推算，产能过剩的现象应该在2005年末出现。但是实际经济运行的状况与有关部门的结论有明显的出入，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信息化程度也明显提高，企业对于市场的反应更为灵敏，市场的自我调节约束机制已经取代僵化的计划管理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是因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企业对于市场变化趋势的判断能力大大增强，能够较为灵敏的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生产，避免产生过多的存货。虽然企业的生产能力远高于销售量，但是企业通过自主灵活的调节生产，可以避免产品积压，这样产能过剩也就不会成为企业的负担。例如现在的汽车厂商推出新车型都是按照经销商的订单来生产，以销定产，即使是不受市场欢迎，也不会形成大量积压。
而此前的数次经济波动都是发生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初期阶段，长期受计划经济思想制约的国有企业往往遵循的是以产定销的经营思路，不顾市场需求的变化，造成产品的过剩和积压。当前的市场主体基本上已经市场化，市场化的生产主体基本上具备了主动约束生产的能力，同时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企业对于市场信息的更为重视和更为灵敏的反映，也使得企业对产能和市场变化更为及时。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国银行业的深化改革使得商业银行开始发挥对企业的约束作用。回顾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通常都是在经济景气迅速上升时期伴随着信贷投放的迅速扩大，在随后的经济波动中过多投放的信贷资产中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因而不良贷款的形成高峰都是伴随着宏观紧缩和周期起伏存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与以前数次相比，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一期间正好伴随着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迅速推进，商业银行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资本金管理为核心的自我约束机制，转变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商业银行主体，监管部门也重点加强了对不良贷款的监管工作，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方法，严格贷款分类标准，动态跟踪各类贷款间迁徙变化情况，严格考核贷款损失率。自我约束和外部监管的强化促使商业银行对贷款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不仅在贷款审批环节加强对风险的识别和定价，而且对贷款企业实施动态监测，对借款人的现金流量、财务实力、抵押品价值等因素进行连续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信贷资金运营出现的问题，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银行业改革的成效之一就是以前的不良贷款往往伴随宏观调控增长的趋势并没有在这一轮调控中延续，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并没有随着宏观调控而大幅增长，而是保持着稳步下降的趋势（见图1），这说明银行从信贷资金环节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形成了约束，监控企业的生产销售情况，防止过剩的产能转变为积压产品，银行也不会对不断积压的企业继续大量发放贷款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进步。
在中国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的今天，有关审批部门往往会高估自身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而低估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能力；容易夸大市场机制的缺陷及其影响，而低估行政干预的成本和危害。在对于产能过剩的有关判断方面，尤其需要警惕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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