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基金还关心天坛生物的激励机制。但在吴振山看来,对于像天坛生物这样的国企,在相关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政策出台之前,是没有办法上报股权激励方案的。而且,国企不像民企,民企大股东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比较灵活,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而国企首先要考虑的是和谐。
“除了公司经营层的高管之外,其他比如技术骨干、销售骨干等也都要考虑到,筛选、评价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基金想得则比较简单。等我给他们解释清楚了,他们反而觉得长了知识,也认可了公司的想法。”
“沟通之后,大部分基金都有所增仓,只有个别基金减持,而减持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自身面临的赎回压力,但他们表示如果赎回压力减轻的话仍会继续买进我们公司的股票。”吴振山对最终的沟通结果比较满意。
虽然事隔近四年,薛培华仍对2002年新钢钒发行可转债与机构投资者的交锋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要发行16亿元可转债,在发行前和机构投资者的私下一对一的会谈,以及发行后的沟通,如今回想起来仍是很精彩。”
那是2002年的下半年,当时国内证券市场对钢铁行业上市公司可转债是非常低调、悲观的,看空钢铁股的人中甚至包括一些冶金行业出身的基金经理,在这样的市况下,新钢钒发行可转债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我们从新钢钒的重轨、国内人均钢铁的需求、钒产品未来的需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坦诚沟通,最终取得了机构投资者的信任。”薛培华说,“新钢钒可转债的发行成为一个拐点,此后新钢钒经营状况一路开始上升,当发行完毕后,我们再和投资者沟通,再次如实地就公司的当前状况以及未来发展做了沟通,希望机构投资者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都如愿以偿,其后钢铁行业景气周期的到来让这些机构投资者获得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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