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冀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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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两会”刚刚落幕,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新闻发布会上振聋发聩的警示却言犹在耳:“如果听任跨国公司的恶意并购自由发展,中国民族工业的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将逐步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在这里姑且不去参与上述论断所直接引发的“恶意并购如何认定”的热议,作为一本致力于中国CFO阶层的成长和崛起的专业杂志,我们更关心在类似外资并购的过程中本土企业如何最大幅度地获取正当的商业利益。
有资料显示,全球跨国企业直接投资的80%是以并购方式实现的,而我国目前以并购方式吸引的外资仅占5%。从这个意义上说,置身于中国这个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多年来高居全球数一数二地位的国际性资本市场之中,众多优秀的本土企业注定将迎来一场声势浩大且泥沙俱下的外资并购浪潮,如何在这场浪潮中尽可能按照商业规则趋利避害、获取最大的商业价值,已经成为当下这些本土企业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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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也许并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活跃的并购年份,实际上,股权分置改革使大多数提上议事日程的交易延后了。但是,2005年发生的几宗股权交易绝对可以记入中国并购编年史。拉法基收购四川双马,凯雷收购山东徐工,跨年度的华平收购哈药,以及大大小小的外资参股内地知名企业案例,搅动起一场姓“中”、姓“外”的争论。如果从中国FDI的长期增长趋势来看,外资收购的步伐绝对不会因为这场争论放慢,反而会日益加速。
抛开“中”、“外”之争的狭隘情绪,本土企业确实被逼到了直面外资收购的境地。入世承诺、股票全流通以及本土企业普遍面临发展资金不足的情况,激发了境外资本角逐中国控股权市场的热情。另一方面,内地反收购、反垄断法律的缺失,使中国企业暴露在了外资收购的“防鲨网”之外。即便如此,如果能够洞悉境外资本在目标选择、交易结构、估值方式以及盈利方式的偏好,则至少可以大大提高对方的交易成本,甚至达到吓阻敌意收购者的目的。最近爆发的世界前两大钢铁巨头——米塔尔与阿塞洛收购与反收购的战争中,被收购方阿塞洛就是通过迫使前者接受更高的收购价格,而延滞其行动节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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