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忠： 我是出生在农村，我是农民的儿子，这些年，我没有忘记农村，我也经常接触农民，尤其是在96年以后，做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这些工作以后，我就想起了农民，那个时候，很多农民向我反映，他们怎么苦，所以我就到农村去调研，走了很多地方，我了解的情况也比较多。确实，农民很苦，农村也很落后，农业，也确实是一个焦点。所以三农问题不解决，我们全面奔小康，这不现实。所以，我就觉得，要想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必须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不解决不行。所以，我非常关注农村，农村的事，我下去调研的时候，农民和农村干部，乡镇村干部和农民，他们就说，你说这些话，比我们这些干部都了解农村。他们了解是他这个地方的，我了解的面积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对于农民非常关心，对于三农问题也非常关心。
王维忠： 我觉得，农村，要让我说，农业振兴老工业基地出点点子，我不会，我不明白。你要让我在医学上，或者是教育上出点点子，我还能说点什么。现在我能说的，所能做的，我觉得，我做三农问题，我现在不能说是专家，起码能提出一些问题，能提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所以我每年夏季，一个多月的时间，到农村调研。我们主任经常说，我还得谢谢你，你对我们太支持了，你提的意见，我们都看，而且你那里提得非常好，非常实际。
主持人： 毛主席曾经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相信您也是经过了深入调查的。另外熊伟先生，您对三农问题也有着很深的了解，请您谈一下。
熊伟：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到2005年经过分析和预测科学提出来，三农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社会问题的第一问题。2004年上访事件明显增多，增加的上访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失去土地而没有得到妥善安排的问题。全国现在有4000万，其中务农无地，上班无岗的农民成为了非常需要关注的社会弱势群体。我想请教一下王代表，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王维忠： 农民实际问题，我在上会前，新华通讯社记者采访过我，有几个大的新闻媒体也采访过我，我是这么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城市要发展，要发展工业，这样占去了一些良田，另外还有一些引进的一些企业，也要发展，他不一定都集中在城市，也要向下发展，也要占去一部分的土地。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被占据的越来越多，这过去已经是事实了。所以，我就认为，失地对于农民来说，就等于失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农民，他就是在这块土地上工作。那么，当他离开这块土地的时候，他去干什么。进城打工，这是一个方式，但是也是比较艰难的。要进城打工的农民。剩下这些没有地，或者是承包以后没有分到土地，包括这一部分，他们把土地，卖给了别人，别人占有了，你低价卖给了别人，给你一部分钱，这部分钱你能花一辈子吗？
王维忠： 只能花很短的时间，花完钱以后，你再去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存在的现实问题。所以就等于失业了。基本上不能得到一个很好的安排。安排不了，我占你土地了，我安排你，你到我这儿来工作，这种情况并不是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失业。今后的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所以现在都呼吁，保护良田，不要再毁坏良田，让农民的现有土地，不要再损失。所以现在，我觉得，失地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重视。并且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在文件上，在法律上，都会加大限制的力度。所以我想，实地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得到控制。
熊伟： 国家现在正在修改土地管理法，关键是增强农民和政府谈判的这样一个力量。
王维忠： 现在咱们土地法，过去一段时间，去年和前年，这两年，对于土地法这个执法检查，也是做了很多工作。下去查了以后，确实查出很多问题，滥占土地，把土地、良田毁掉，干别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都不允许了。我想这个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不能让农民再失去现有的这点土地。我们国家的土地面积再减少，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家的土地的粮食安全也得不多保证。
熊伟： 现在我们粮食的供求从总体上来看，2002年比1998年粮食总量下降了1.4％，粮食种植面积也在下降，在这次会议上，你提出来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并且大会有议案，受到大会很高的重视，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王维忠： 关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这次会上，唯独我们这个代表团，我牵头提出来这么一个议案，我为什么考虑提这个议案呢？前两天，政协的一些委员，他说咱们国家粮食安全还是不成问题的。你从现在看是不成问题的，你应该看到，从那些国际上和咱们国家定的几个指标来估计咱们的粮食今后存不存在着危险。一个是，现有土地面积，我们大概是18亿亩左右。如果我们现有土地降到了16亿亩左右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粮食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了。所以这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我们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些年在逐渐下降。我们随着人口的增多，按照国际上规定是800斤，应该是最低的人均占有量，可是我们现在只能是维持到700斤，你说这是不是在危险线上。
王维忠： 我们现在，你可以说粮食很安全，让大伙放心。可是你得考虑到这个问题。另外库存的量都有一个指标。所有这些指标，都是在最低线上。随着我们人口的不断增加，我们可能到2020年的时候可能到15亿人口。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增加多少粮食？这些土地够不够用？那时候粮食已经不安全了。我们现在应该早一点立一部法律，来保护粮食安全问题。所以我出于这一点，提了一个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的问题。在粮食安全保障法里面，我也提了一下，一个是科技要粮，我们如果都能够像袁隆平那样，一下子把水稻翻一番，我们能总那样吗？有多少个袁隆平？
网友： 城市里面都有社会保障体系，最低保障，那么农村为什么没有？
王维忠： 这个和咱们过去，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农民靠种地，城市的人靠到工厂，或者是单位去上班，拿到工薪，而且那个时候，你都可以享受一些医疗保证。现在不单是这个，就是我们说，你比如说修马路的问题，我们城市修马路，哪个市民拿钱了，市民不拿钱，只是挣工薪的人，在你拿了税。你用税钱来修这个马路。可是更多的超不过那个工薪，可拿税的那个底线。所以城市里面，也没让你个人拿钱。但是农村农民还得掏一部分钱来修公路。村村通的工程，国家投入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投资也比较多的，可是农民，还得拿一点钱。这个，我觉得，都不尽合理。那应该和城市一样的，在医疗保证上也是这样。所以现在应该在咱们这样的国家，应该逐渐走上社会上有一个医疗保障。现在城市里，你只要是就业，你就应该拿失业保险。
王维忠： 还有一个是你要用工，还得交保险，社会保险。但是，在农村，这个保险什么都没有。也没法儿收，所以这些还是和咱们城乡过去的一些体制有关系。所以咱们在消灭这几大关系的过程当中，农民和工人差别过程中，我觉得，这个社会保障的问题，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农民也应该享受医疗保证，也应该饱受社会的保证。
主持人：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提案？
王维忠： 提案主要是提到医疗保障这方面。至于其他保证，咱们很多其他代表都提了，应该享受一些保障。我对农民工的保障，这个我也提了。我提了一个就是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这个没做成议案，是做成建议，由国务院去考虑是不是可以做这个，那里面实际到农民工医疗保障，生活保障，甚至包括子女，上学的保障等等这些方面。
主持人： 您对农村做过深入的研究，通过几年前，和现状来对比，农村的医疗保障体系，现在有没有很好的改善？
王维忠： 在实行大病救助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县市，绝大部分，有很多农民受益了。但是在没有实行的地方，是一点儿保证都没有。所以我一直在呼吁，应该尽快的把这个面赶紧推广，不要老试点，今年增加一两个县，你十年，全国再铺开，那个时候，农民也等不了。
熊伟： 乡镇企业的体制改革，是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现在乡镇财政的困难更是一个交流中的交流问题。县乡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20％多，而县乡的工业人员占70％，全国乡级财政，工资，村干部补贴，困难户补助，债务利息等约2500亿元，乡镇人员能够获得的合法收入还不到1000亿元。有很多乱收费导致很多干群矛盾紧张的问题。
王维忠： 现在乱收费的问题基本上得到遏制了，因为税费改革以后，可以说农民的费用已经成了高压线，哪个干部都不敢去碰。所以乱收费的问题并不是太多。另外农民也知道，这些费我不该交，你要我也不给你，甚至有的农民，应该交的费，我也不交。过去有一些人，连能源税都不交，现在也不交。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县乡的财政，可以说是吃饭的财政，有的地方都不够。不像南方，南方，昨天晚上我看到无锡市，他最晚的，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19年，江苏省允许他19年，他还要往前提。苏州现在已经是小康水平了。
王维忠： 县乡的财政在全国还是不平衡的，尤其是作为我们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还是很不平衡的。工资都很低，昨天我在王府井往回坐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地区的一个人大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你跟我们反映反映，我们三角债的问题，我们现在工资的问题，好多问题，我们都跟你说了，你得给我们带上去。所以他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确实财政非常困难，而且引发的矛盾也比较多。所以这些矛盾，我这次提了一个制定关于村民意识规则。因为现在税费改革以后，留下一个一事一议。这个一事一议，其实它不具有法律效应，什么都议不成。所以维修维修学校，让大伙儿出钱，谁也不出。哪怕有人出，有一两个人不出，你这个事就办不了。所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现在出现了一些农村的矛盾，就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很难化解。尤其是干部手中没有权，而且也没有钱，只是帮助农民协调一些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干部非常难。所以有的农民向我提出来，你跟中央反映反映。我们不是三农，我们是四农问题，我们农村干部难，应该是其中的一农问题。所以提出来四农。这个概念，在会上，我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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